朱慈烺听完，眼中露出赞许之色，点头道：

    “爱卿思虑周详！此二策，正合本宫心意！便依此办理！‘化整为零’与‘精益求精’双管齐下！本宫准你调用一切所需资源，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，要物给物！”

    “务必在朝廷计划对辽东用兵之前使此车能用于实战，至少需有数台可稳定运行之车以壮军威！”

    想到数十台这样的钢铁巨兽喷着浓烟、发出震耳轰鸣，出现在冷兵器为主的建奴军队面前时那摧枯拉朽、令人绝望的场景，朱慈烺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豪情！

    王徽感受到太子殿下话语中的急切与期望，深知责任重大，肃然躬身道：

    “臣领旨！必当竭尽全力，日夜赶工，定在殿下规定时限内交出可用之车！绝不敢有负殿下厚望！”

    “好！有爱卿此言，本宫心甚安！”

    朱慈烺满意地点点头。

    夕阳西下，将天边染成一片绚烂的橘红色。

    朱慈烺怀着难以言喻的满足和激动的心情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离开了依旧回荡着蒸汽机轰鸣声的火器研究院。

    坐在返回东宫的轿子中，他依旧心潮澎湃。

    这一天，他亲眼见证了大明第一支实用化后装步枪的诞生，又亲眼看到了第一台能够自行行走的蒸汽机车！

    虽然它们都还粗糙、原始，充满了各种缺陷，但这坚实的、从零到的一步，已经迈出！

    这标识着，他带来的知识种子已经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！

    他相信假以时日，在这些智慧而勤劳的工匠手中，步枪会变得更精准、更可靠。

    蒸汽机不仅会驱动车辆，还会驱动轮船，驱动机床，驱动整个国家向着工业化的未来狂奔！

    而大明，必将凭借这科技的优势，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巅！

    这一刻，所有的辛苦、所有的压力，仿佛都得到了最好的回报。

    他对即将开始的南巡，对大明未来的命运，亦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信心。

    时间来到崇祯十六年四月，寒意虽未全消，但春风已带上了几分湿润而柔和的气息。

    光阴如白驹过隙，在紧张而有序的筹备中，南巡的日子终于到了。

    南巡前夜，紫禁城并未像往常一样沉入寂静。

    各宫门钥虽下，但宫内主要通道上，灯笼火把将汉白玉甬道照得亮如白昼。

    司礼监、内官监、御用监等内府二十四衙门中与出行相关的部门，早已是灯火通明，人影幢幢。

    太监、宫女、杂役们脚步匆匆，却井然有序，低声传递着指令，进行着最后的清点与核对。

    在专用于存放档案典籍的库房附近，气氛尤为肃穆。

    一箱箱贴着户部、工部封条的樟木大箱被小心翼翼地抬出，由专人核对编号、清单。

    这些箱笼里，装着的不仅是沉重的卷宗，更是帝国经济命脉的缩影！

    皆是关于漕运历年收支、河道舆图、潜粮定额、船户名册的档案，关于海运尝试的全部记录、海图、以及对于近海航行、倭寇防御的奏议。

    还有各地仓库、盐铁、织造的相关文书。

    子时刚过，装载物资的车队便开始在指定区域集结。

    骡马低声打着响鼻，车夫们仔细检查着辕套。

    代表皇帝权威的旌旗、伞盖、斧钺、金瓜、朝天镫，以及日常所需的帐幕、桌椅、屏风、御用器物等，被稳妥地装上一辆辆坚固的马车。

    整个过程虽千头万绪，但在王承恩的亲自督率下，忙而不乱，显露出帝国中枢尚存的运转效率。

    寅时三刻，崇祯在乾清宫东暖阁起身。

    相较于往日眉宇间常带的忧色与焦灼，今日的皇帝神情中竟难得地透出几分沉静与从容。

    在宫女的服侍下，崇祯换上了最为庄重的冕服，玄衣黄裳，绣有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、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十二章纹，头戴十二旒冕冠，腰系金玉大带。

    这一身装束沉重而拘束，却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对天地祖宗的责任。

    他深知此次南巡，绝非历代帝王常有的游幸玩乐，而是关乎国本、扭转国运的艰难跋涉，必须从最开始就赋予其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与严肃性。

    辰时初，庄严的礼乐响起。

    崇祯御驾前往奉先殿祭祀列祖列宗，随后至社稷坛行告祀礼。

    在太常寺官员高昂悠扬的赞礼声中，崇祯依循《大明会典》的规制，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个叩拜、上香、奠酒的仪式。

    祝文由翰林学士精心撰写，词句铿锵，在清晨的空气中回荡：

    “仰惟太祖高皇帝、成祖文皇帝，栉风沐雨，定鼎幽燕，开漕运以实京师，固国本于万世，朕嗣守鸿业，夙夜惕厉。”

    “今辽患稍宁，流寇暂息，此诚天佑大明，暂得喘息之机。”

    “然东南财赋重地，海道利在千秋，朕恭承天命，敬循祖制，决意巡幸东南，亲察漕渠利弊，探求海运之便，抚恤沿河军民，革除积年弊政，以期疏通国脉，苏解民困，上慰祖宗之灵，下安亿兆之心”

    这番祝告，明确将南巡的目的定位于解决帝国最紧迫的经济与运输难题，旨在从礼法层面堵住那些可能以“劳民伤财”、“效仿正德”为由进行谏阻的朝臣之口。

    辰时三刻，仪式移至太和门。

    皇极门丹陛之上，已设御座，旌旗仪仗分列左右。

    在京的文武百官，按品级着朝服，早已在广场上肃立等候。

    当崇祯在内侍簇拥下升座时，百官在鸿胪寺官员的引导下行三跪九叩的大礼，山呼万岁，声震云霄。

    崇祯目光扫过下方黑压压的臣工，声音沉稳而有力，清晰地传遍广场：

    “朕此次南巡，国事俱委付定王监国，内阁首辅薛国观，司礼监太监王承恩，尔等当悉心辅佐定王处理日常政务。”

    “一应章奏，由留守内阁先行票拟，紧要者，须以六百里加急，速递行在，由朕亲决。”

    他的目光转向侍立在御座侧前方的定王朱慈炯。

    朱慈炯今日亦身着冠服，面色肃然，努力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沉稳。

    崇祯继续训谕，既是对定王，也是对全体留守臣工：

    “朕此行，意在通海运、实仓廪、苏民困，此乃固本培元之要策。”

    “诸臣工在京，当恪尽职守，安抚民心，保障供给，勿生懈怠，勿起党争，勿负朕托！”

    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权威，以及对南巡政务导向的再次强调。

    朱慈炯上前一步，跪拜受命：

    “儿臣谨遵父皇旨意，定当兢兢业业，与诸位大臣同心协力，稳守京畿，恭候父皇佳音。”

    辞朝礼毕，已近巳时。

    庞大的南巡队伍开始依次启行，虽然未必动用全套法驾卤簿，但核心的仪仗依旧极尽皇家威仪。

    最前方是开道的龙旗、卫仗，随后是手持金瓜、斧钺、弓矢、豹尾枪的锦衣卫大汉将军，个个身材魁梧，神情肃穆。

    接着是繁多的旌旗、伞盖、扇、幢、幡，形成一片绚烂夺目的移动色彩。

    崇祯皇帝乘坐的龙辇位于队伍核心位置，由数匹神骏的御马牵引，辇车装饰华丽，绣有金龙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    朱慈烺、以及随行的几位亲王、后宫女眷的车驾紧随其后。

    再后面，是扈从的文武官员车队，以及装载档案、物资的辎重车辆。

    护卫力量堪称精锐！

    由腾骧五卫、京营以及锦衣卫扈驾司组成核心护卫，他们身着崭新的盔甲，兵器擦得雪亮，军容严整，步伐一致。

    这支队伍不仅负责安全，更向沿途官民展示着经过战火洗礼后，中央禁军依然保有的战斗力与威严。

    队伍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南下，依次穿过午门、端门、承天门、大明门。

    御道两旁，早已由锦衣卫和五城兵马司的兵士拉起了严密的警戒线。

    无数的京师百姓闻讯而来，挤在警戒线外翘首以盼，希望能一睹天颜。

    队伍浩浩荡荡，首尾相接，绵延数里。

    当最后一辆辎重车驶出正阳门时，已是午时过后，整个出城仪式，耗费了近两个时辰。

    朱慈烺坐在自己的专属轿舆中，轻轻松了口气。

    这一上午的仪式庄重繁琐，对体力和精神都是不小的考验，他确实感到些许困乏。

    轿子内部宽敞舒适，铺着厚垫，设有小几。

    他并未选择与崇祯同乘龙辇，一来是崇祯帝身边亦有妃嫔随侍，他过去多有不便。

    二来，他这边也有郑小妹和琪琪格相伴，也不算无聊。

    郑小妹心思细腻，已备好了温水和点心，见他面露倦色，便轻声劝他稍事休息。

    琪琪格则对窗外绵延的队伍和远处陌生的田野风光更感兴趣，但也很懂事地保持着安静。

    此行的第一站，便是天津卫。

    天津，堪称帝国的海洋门户，亦是此次整顿海运的起点和试验场。

    它地处北运河与渤海的交汇点，元明两代都曾在此接卸海运漕粮。

    崇祯亲临此地，旨在视察大沽口的海防设施、三岔河口及海河的港口状况、现存的码头与仓储，还要召见当地官员、水师将领乃至有经验的船户。

    看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心生疑问：

    天津距京城近在咫尺，可谓天子脚下，理当法度森严，那么走私之类的事情应该很少吧？

    若你真的这么想，便是将复杂的明末政治生态想得过于简单了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天津的走私问题也是颇为猖獗的！

    而之所以会这样，恰恰源于它“天子脚下”的特殊地位。

    原因错综复杂，深刻反映了王朝末路的症结。

    其一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灯下黑”效应，天津距离权力中心近，非但未能有效遏制犯罪，反而使得走私活动与最高层的权贵、官员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    京城内的勋贵、有权势的大太监、乃至部分朝廷要员，看中了天津走私的巨额利润，或暗中投资，或直接充当保护伞。

    他们利用自身的权势和关系网，为走私船队提供政治庇护。

    地方官员、巡海御史若想认真稽查，往往案件还未查清，京中的训斥、说情甚至罢官的威胁就已先到。

    在这种压力下，谁敢真正去触碰那些背景通天的“私船”？

    投鼠忌器使得监管体系在顶层就几乎失灵。

    其二，京城自身形成的庞大非法需求市场。

    明朝实行海禁政策，但位于北方的京城，皇室、贵族、官僚和富商巨贾对海外奢侈品的需求却极其旺盛。

    比如南洋的胡椒、苏木、珍珠、象牙，日本的倭刀、描金扇、漆器，乃至更精美的西洋钟表等，都有巨大市场。

    官方朝贡贸易虽然也有，但数量实在太少，根本无法满足需求，走私便成了最主要的供应渠道。

    天津港在某种程度上，成了专为京城特权阶层服务的“秘密物流中心”。

    此外，在明与建奴战争的背景下，建奴方面急需铁器、硝石、硫磺、粮食、布匹等战略物资。

    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便铤而走险，通过天津沿海星罗棋布的小港湾、河口，将物资偷偷运往辽东，获利可达数十倍。

    京城巨大的消费能力和畸形的战争需求，共同为走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，使得禁令形同虚设。

    其三，便是军事与行政系统的双重腐化与失效。

    明初设立的天津三卫到了明末，卫所制度已濒临崩溃，军户大量逃亡，土地被侵占，留守军士粮饷不继，缺乏训练，毫无战斗力可言。

    这样的军队，不仅无法有效巡海缉私，其官兵为了生计，反而积极参与走私活动，或利用巡逻之便“放水养鱼”收取贿赂，或干脆“监守自盗”，利用职务之便夹带私货。

    同时，天津地区驻军系统、漕运系统、地方行政系统职权交织，遇事互相推诿扯皮，都怕承担责任，更怕触动背后的利益集团，导致管理上出现大量真空地带，给了走私者可乘之机。

    其四，漕运体系本身的弊端提供了掩护。

    天津作为漕运枢纽，每年有成千上万艘漕船南来北往。

    走私船只很容易混迹于庞大的漕船队伍中，难以辨别。

    而漕运系统内部的官兵、水手，也常常利用运送漕粮的便利，在官粮中夹带私货，或干脆用漕船从事走私。

    这种“合法”运输体系下的非法活动，具有极强的隐蔽性，查处难度极大。

    因此，明末天津走私的猖獗绝非简单的治安问题，而是王朝系统性崩溃的显著标志。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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