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成法最早见于张居正在隆庆二年呈上的《陈六事疏》中的《重诏令》部分，实质颁行于四十八年前的万历元年十一月。

    万历元年十一月初四日，张居正上《请稽查章奏，随事考成，以修实政疏》。疏上提纲挈领的一条是：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；不难于听言，而难于言之必效。

    张居正认为，若想要“法之必行、言之必效”则要“月有考，岁有稽”。

    疏上当日，即奉到上谕：卿等说的是。事不考成，何由底绩？这所奏议都依议行。其节年未完事件，系紧要的，着该部另立期限责令完销，若不系钱粮紧要，及年远难完的，明白奏请开除，毋费文移烦扰。

    这道上谕虽未着文墨，但指示清晰。如果代入皇帝只有九岁，这个当时最大的政治背景，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断，无论是请开考成的奏疏，还是批示同意的上谕，实际都出自一人之手。

    考成法最精粹的内容之一，就是通过六科这一抓手，从制度上大幅度地强化内阁的行政责任和监察责任。

    六科本来就是为与六部相对应而设置的，各科设有都给事中、左右给事中、给事中若干人，按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。

    此外，六科给事中还可以奉敕审理或兼理一定的事务，诸如充任使臣、参加重大刑狱案件的鞠问等；也可以“风闻奏事”，而不一定负核实的责任。

    六科给事中官品较低，高不过六品，低不过七品，但因为直属于皇帝，所以可以纠劾百官，直达天听。上至皇亲国戚，下至府州县官，都可指名弹劾。就连皇帝倦勤失德，他们可以直言劝谏。故此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六科给事中和御史们的弹奏往往成为政局和舆论的导向。

    但自正德、嘉靖以来，六科给事中对于六部的正常职务监察，逐渐流于形式，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，发生急剧的分流。一部分人目睹时艰，能够舍身忘危，对各方面的腐蚀现象进行激切的揭露和抨击，有些人甚至不惜以生命来维护职责。

    可是更多的给事中，却选择成为阁部大臣的附庸，同流合污以沾余润，甚至甘为刘瑾、严嵩这类权奸的鹰犬，充当他们的打手。在历次内阁大学士的互斗，以及阁部之争中，都必有各派的给事中和御史充当前锋斥候。

    张居正当权，当然不乐意这样的情况重演。于是一方面要求恢复乃至提高六科原有的职任，规定各部、院的奏章和所奉的御批旨谕，一律要制成文册，分送六科和内阁。六科即据此进行审阅查核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张居正又规定六科的一切监察核查活动，必应接受内阁的再监督和再核查。这不啻是宣布，内阁乃是六科的上峰，是对监察者的监察。

    这实际上就是改变了六科过去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旧制，空前地将大权集中于内阁。

    公正地说，要想大刀阔斧地推进涉及天下的改革，就必须要集中权力。而在皇帝冲龄践祚的背景下，张居正也只能将权力集中到以他为首的一干辅弼重臣身上。

    事实证明，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集权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如果没有早期的集权，就绝没后来的整饬吏治、丈量田土以及一条鞭法。

    但成也集权，败也集权，张居正就是因为过度地将原本属于皇帝的权力集中于内阁，集中于他这个非相的“摄政”，才担上了专擅的骂名，最终落得个人亡政息、祸及子孙的下场。

    后来，继任首辅申时行之所以力主废除考成法，与其说是因为考成法被时论抨击为“执事太严”“时政苛猛”，还不如说是因为皇帝已经成年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再像当年张居正那样集权内阁，只会给自己找麻烦。

    不过，朱常洛却并不觉得这样的集权会威胁到皇权本身，因为大明朝的分权制衡搞得实在是太好了，根本就不具备诞生伊尹、霍光的体制土壤。

    文武分立、科举取士、寒门后宫、勋戚总掌京营、下品官规谏上品官、内阁司礼监分掌票拟批红大权。此外，各地还有比权臣名正言顺无数倍的藩王。只要有人敢造次，等待他的必然是天下群起而攻之。

    即便是张居正这种空前绝后的“摄政”，也会被一个小小的“夺情”逼得不得不丁忧还乡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只要不把这些坚如磐石的制度全部取消，皇权就是绝对的。

    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朱常洛冲着叶向高点了点头。“叶卿此言，切中肯綮。不过立限考事、以事责人的办法总还是不错的。”

    “皇上圣明。”叶向高躬拜道，“臣也以为，可以沿用‘部劾抚、按，科劾六部’的办法，考成天下。而后则当恢复祖制，由皇上直领六科。”

    “不不不，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还是太麻烦了。朕每天光是总揽决策、批答章奏、召见列卿就已经够累的了，要是再担一层总摄考成的差事，恐怕得累死。”朱常洛连连摇头，“六科缴本，仍由内阁总参。朕管着你们就是了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祖制.”

    “哎呀。祖制、祖制，哪有那么多祖制？”朱常洛打断叶向高说，“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尽复洪武祖制，岂不是连内阁也要取消？太祖高皇帝是铁打的神人，我可不是。”

    叶向高眼睛一瞪，瞳孔一缩，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。他确实在怨愤无聊之中，说过“遵高帝旧制，仍裁阁臣，而以天下事仍责之六部”的话。但这番话是叶向高在十几年前，给他老师申时行的贺寿信里写的。皇帝怎么会知道！？

    叶向高仍旧垂着脑袋，朱常洛看不见他眼里的动摇与震惊，也就完全没有意识到刚才那番脱口而出的话，给叶向高带来了多大的震撼。

    朱常洛继续说道：“不过呢，这个制度确实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。方卿。”

    “臣在！”方从哲又站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坐下，都坐下说话！你俩要是都站着，汪卿就该坐不住了。”朱常洛向下摆手，朝汪应蛟笑笑，却不待两人都坐下便接着说：“朕的意思是，考成法中‘抚、按治理地方，部院纠核抚、按，六科驳正六部，内阁总参六科’的基本格局不变。但为免内阁，尤其是首辅落下专擅之名，现将内阁对六科的监察之权分置于六位阁臣，每一阁臣，少则主纠一刻，多则兼纠一科。”

    “另外，为免政务不协、令出多门，内阁首辅仍总理阁务。若非非常事态，群辅当对首辅汇报，首辅当对群辅负责。最后，为免考成之法，沦为党争工具。考成结果、官员擢黜，皆当明白奏请，以待朕谕。方卿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    皇帝对考成法的调整并不复杂，说白了还是分权制衡，防止专擅的那一套。后面首辅仍旧总理阁务一条，算是拆分权力之后的一个适度弥补。

    可是听懂归听懂了，方从哲还是不想干这种必然要得罪一大批人的事。至少不想像张居正那样，亲自上一道请求恢复考法的奏疏。不过皇帝突然借题发挥，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，还把叶向高堵了回去，明显就是上意已定，天命难违.

    方从哲思维飞转，最后卡在皇帝催促之前，灵机一动说：“臣遵旨。臣下去之后，立刻就草拟恢复考成法的诏书。”

    “呵呵.”朱常洛对大明的政治运作方式已经极为熟悉了，一下子就明白方从哲这是想跳过上奏陈事的行政流程部分，直接以中旨上谕的方式把这个事情定下来，好避免舆论对他的非议。不过朱常洛也不介意这老头耍这么一个小花招。“好啊，就依你的意思办吧。”

    说罢，朱常洛又转头望向汪应蛟。恰好这时候，汪应蛟也看过来，脸上是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汪卿这是有话说？”朱常洛主动问道。

    “启奏皇上。臣以为，考成法确为救时良策。”汪应蛟说道，“但六科给事中，本风宪之臣，直谏天子，纠劾百司。若各科专属一阁臣，积年累月，植根于此，恐六科失其立朝之骨，沦为阁臣附庸啊。”

    “你多虑了。”话虽如此，但朱常洛还是点了点头。“六科驳正违误、稽查百司之权，朕无意削减。各科给事中仍能风闻奏事，直达天听。各科只是在考成一事上，需要向内阁汇报，”说到这儿，朱常洛又看了看方从哲和叶向高，“若各科因考成一事遭内阁参劾，他们也可以具疏自辩嘛。届时，朕也会亲断曲直。”

    “至于附庸.”朱常洛的指头在御座扶手的边缘轻轻地敲了敲，突然眼神一亮。“轮值，可以轮值嘛！”

    “轮值？”

    “就是阁臣以年为限，不断地改变督管的科署。就比如方卿，”朱常洛朝方从哲扬了一下脑袋，“今年专督户科，明年就可以改督吏科，而到后年则又督改兵科，其他人也一样。这样每年都拔一次根，也就不存在根植的问题了。方卿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    “皇上圣明！”方从哲立刻恭拜道，“待圣旨颁行，臣便会同科阁，拟一个轮序出来。”

    “汪卿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朱常洛重重地眨了一下眼睛，嘴边咬住了一个哈欠。

    “皇上圣明。”汪应蛟当然还有想说的，但他觉得这会儿皇帝应该已经不想再在这个事情上继续浪费时间了。

    果然，汪应蛟话音未落，皇帝便接上了刚才的话题：“好了。吏治与考成的事情过了。汪卿接着说最后一条.”朱常洛的脑子卡了一下，转头问王安。“他说的最后一条是什么来着？”

    “.商税。”王安回过神道，“汪部堂刚才说的第三条症结，是商税不兴，利归私门。”

    “对，商税。”朱常洛实在没忍住，打了个哈欠。“你接着说商税的事情吧。”

    奏对到现在，汪应蛟如何还不明白，皇帝的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成见，今天召他过来，与其说问策，还不如说是借题发挥，把想定的差事吩咐下来。丈田是吩咐户部，考成是吩咐内阁。如今看皇帝这个哈欠连天、兴趣缺缺的样子，想必商税一事，皇帝的心中也怕是也有了成见。

    汪应蛟不免有些失落，因为他在上京路上想象的场景，其实是皇帝带着一脸的期待与焦躁向他问策，他再摆出房、杜姿态，陈述谏言。

    汪应蛟在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，只能强打起精神：“陛下容禀。臣以为，昔年矿税之祸，虽有竭泽而渔、任用非人之失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朝廷就不应在各地征税。据臣所知，早在矿监税使未出之前，地方官府、豪强巨室，便已巧立名目，在各地私设税卡，盘剥行商坐贾。其所征之税尽入私囊，何曾有一分一毫上缴朝廷？”汪应蛟说话的时候，也在观察皇帝的表情。见皇帝撑起身子，稍去疲态，他低落的情绪也逐渐高涨起来：

    “商税财源，本非无有，实为地方截留、豪强侵吞！朝廷只需制定良法，择选清廉干练之员，前往通衢要津，整顿钞关，行宽商惠民之策，则商路必通，税源必广。譬如苏州、杭州、松江等地，丝织棉纺之业冠绝天下，商贾云集，货殖繁盛。若设关征税，管理得法，仅此一地，岁入商税，何止数万？”

    朱常洛听得频频点头，脸上又多了几分赏识的神色。汪应蛟指出的三个问题，以及随之提出的建议，都没有超脱他的预料。但汪应蛟能在初次召对的时候，就连续三次切中他也关心的事情，至少能说明这个户部尚书是可靠的。

    唯一的问题，就是这老头儿似乎有些太老了，光是面相就能拉方从哲和叶向高一个辈分。要是干到一半又像李汝华那样告病乞休，还真是麻烦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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