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战争爆发，多集中于秋季。

    因为春季需要春耕，军队民夫抽不出来，夏季又太热，冬季又太冷，夏冬征兵后勤压力实在太大，对习惯冬夏入侵打仗的草原部族来说，都是不小的压力。

    唯有秋季最为合适，气候温和适宜，而且粮食刚刚收成，正是农闲的时候，所以刚好能够集结军队，发动兵事。

    《司马法》中便有记载：“冬夏不兴师，所以兼爱民也……诸侯春振旅，秋治兵，所以不忘战也。”

    当然，最直接也是最熟悉的，大概就是辛弃疾的“沙场秋点兵”了。

    包括满清在内，为了不妨碍地方农业生产，都是采取木兰秋闱，秋天的时候才在木兰围场搞军队集结操练。

    湖广粮仓已经丢了两年多，满清的国库粮仓已经捉襟见肘，全靠江南、两广和海外藩国的粮食进口。

    和珅虽然贪婪，但这家伙也确实真有主意。

    既然短时间内干不过汉贼，那就优先解决河南的白莲教，先恢复中原地区的安定，同时大量从海外藩国购进粮食稻米。

    暹罗、安南、朝鲜这几国，不仅是满清的藩属，又是稻米出口大户。

    当年清军入关前，就长期在朝鲜敲诈勒索粮食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皇太极某种程度上，也算是被朝鲜养大的。

    现在无非重拾他们大清的老传统，而暹罗和安南稻米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

    早在雍正时期，满清就已经在从暹罗和安南进口稻米，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政策，鼓励商人去这些国家买米回来。

    不要觉得意外，毕竟是雍正，伪清唯二能算是皇帝的人物，另一个是皇太极。

    这俩可是真想做中国的皇帝，而不是满洲八旗们的酋长！

    有了朝鲜、暹罗、安南稻米支持，和珅已经着手在镇压河南的白莲教了。

    那位自称天下白莲教总教主，又在去年刚跟大汉结盟，还想跟汉王一起建立“真空家乡”的刘之协，这下是倒了大霉了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荆州，汉王府。

    聂宇正在认真批阅案上的奏章，随手抽出一本来自工部的奏章，其中奏言：“大汉改元建新已近一年，然汉王仍旧屈居旧时大将军府，此不成体统，也无有法度，臣恭请由户部拨款，工部筹建汉王行宫！”

    聂宇快速看完后，想也不想就提笔朱批：“不准。”

    看到这封奏章，聂宇同样也有些无奈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接到这种奏章了。

    在此之前，已经有过不少大汉官员，还包括了内阁辅臣兼工部尚书的姚宏毅，全都上奏劝谏过他，要他下令修建一处汉王行宫居住。

    大汉确实很穷，财政几乎全部要用在军队和民政上面，但这也不能让堂堂汉王，大汉的君父尴尬屈居在旧时的大将军府里。

    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！

    聂宇当然知道这些人说这话，应该大多都是出于公心，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考量。

    最直白的道理，不说什么损耗民力的问题，就说在荆州一旦修建了大汉行宫，势必会让大汉掀起一阵不良风气。

    所谓上行下效，自己这汉王若是都带头享受，那手底下的官员必定会有人扛不住诱惑，而迅速腐化，甚至失去进取心，觉得大汉就这么割据一方也不错。

    凭什么汉王都能建王宫享受，他们这些下面的官员就不行？

    而且，就从实际角度来说，当年的三藩之乱，吴三桂之所以最终困死在了西南，不就是因为这家伙自己失去进取心，想着临死前能过把皇帝瘾。

    连吴三桂都这么想了，手下那些跟他一起反清的文武，自然也是上行下效，跟着腐化堕落。

    其中最为离谱的，吴三桂给孙子吴世蕃找的政治联姻，仗着女婿是“吴周”皇帝，居然软禁吴世蕃，不许吴世蕃去衡阳登基，反而扬言应该死守云南，割据一方，也不失为又一个“夜郎王国”。

    聂宇也怕出这种状况，这种打天下的初期，既不缺想做开国功臣的野心家，也不缺想要躺平享受的蠢货。

    之前伪清来议和，可是就诈出了不少赞成议和的投降派。

    聂宇没去处罚这些人，只是一律驳回后，给记下了小本本。

    若这些人安分做事，那当然没事，堂堂汉王，这点气度还是有的。

    可要是贪污犯事……

    聂宇想了想，又拿出已经批阅过的户部财政报表，提笔加了朱批：“户部改革简章：今后户部财政赋税，可分内库、外库，外库为国家，内库为君主……”

    内容洋洋洒洒，写了一大堆，基本都是照抄明清两朝的内外库规矩。

    聂宇已经称王，算是开了历史倒车，那就必须把这屁股给提前擦干净了。不能等自己死后，还让自己的后人一通乱来，把他好不容易改革出来的成果，全都毁于一旦。

    这第一步，就是正式厘定国家财政的分配细则。

    明朝就是很好的现实参考例子，明太祖朱元璋当年为了防止后世子孙乱花钱，损耗国力，严格区分了国库和内帑，国库只负责国家大事，而内帑仅为皇帝私人用度，二者互不干涉。

    比如，明朝皇帝的大婚与殡葬，虽然是皇帝私事，但也属于国家大典，所以就要国库出钱承办，而内帑不用掏一分钱。

    就因为这，明朝皇帝还时常与外廷官员发生用钱冲突。

    明武宗大婚，下令户部运送大量金银使用，户部先是输送了三十万两银子，明武宗觉得不够，户部、给事中、监察御史就齐上阵，劝说武宗皇帝少花点，大婚没必要花那么多银子。

    这场争端的结果是，户部咬着牙又输送了四十万两银子。

    没办法，明武宗太强势了，户部干不过，而且皇帝大婚，本来就是国家大典，就是要国库出钱。

    包括后面嘉靖大婚、万历大婚，户部都曾哭过穷，却都拗不过皇帝，只能乖乖出钱。

    可大婚、殡葬这样的国事拒绝不了，那皇帝自己的爱好、修建宫殿什么的，户部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拒绝了。

    万历年间，皇宫三大殿起火，万历要国库出钱修缮，户部则要万历自己从内帑出钱。

    万历无法，只能自己开放内库。

    因为皇宫是皇帝私人所有，里面的宫殿维护，太监、宫女的工钱赏赐，还有皇帝自己一大家子的饮食用度，全都是内帑来出钱。

    这趟双轨制系统在明朝稳定运行了一百多年，一直到了明中后期才开始逐渐崩坏。

    明末崇祯为啥那么穷，就是国家每到大灾，户部就让崇祯出内库的钱，来帮国库赈灾。

    为啥国库不出钱？

    当然是万历把国库榨干了，导致国库掏不出钱了。

    不过一百多年的稳定，已经相当不错了。

    聂宇不可能为后世安排好所有东西，就算安排好了，制度不是一成不变，制度的执行人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初心。

    不说我死后哪管什么洪水滔天，只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吧！

    聂宇把自己想好的预案，批注夹带在了户部的财政报表，之后便往桌边一放。

    接着又随机抽取一本，是荆州府衙递来的奏事。

    现在的荆州府因为是大汉的临时都城，所以荆州知府虽然还是知府官衔，但已经基本被视作大汉这边的“荆州府尹”。

    府尹不比知府，二者官衔看似差不多，可权势却差的大了去了。

    伪清那边的府尹有且只有一个，即北京城的顺天府尹，权势与御史台、九门提督、直隶总督几乎相当，还有承接全国各地刑事诉讼的资格，相当于一个小刑部。

    而且，顺天府尹虽然实际官衔不高，几乎没有最终决断权力，但顺天府尹是可以直接上殿面见皇帝的。

    翻开奏章，却是荆州知府在报奏已经开始的邸报辩经。

    邸报辩经虽然是聂宇抛出来，吸引火力的诱饵，可不代表聂宇就不关注了。

    相反，这种大汉治下众多学者文人，甚至不乏有声名不显的地方大儒，跑出来公开打笔头仗的场面，可实在是不多见，而且政治宣传意义也极大。

    荆州府衙已经把几篇有价值的文章，专门列举圈画出来，跟着奏章一起呈递，方便汉王快速翻阅。

    聂宇简单看了几遍，就忍不住笑道：“果然，这笔头仗只要打起来，那是非对错就已经不重要，为什么争吵也不重要了。”

    随侍的左观澜也不由瞥过了眼，但又很快收回目光，大王没让他看，那他就不用看，做好自己随身秘书官的职责就好。

    聂宇倒是看出左观澜的心思，心情颇为不错的他，把几篇文章递给了对方，反正也不是什么机密文件，出去买一份邸报就能看到。

    左观澜接过那几篇文章，细细读过后才知道汉王说的什么意思。

    几篇文章的时间跨度和内容跨度都很大，最开始的几篇还是围绕女子的贞操廉耻在辩论，又夹杂女子裹足是否应该禁止。

    虽然大汉这边借着辩经，已经在悄悄推行乡镇女子禁止裹足，还安排了罗典这位退休的老山长，亲自下场写文章支持大汉废止缠足，可反方文人实在太多，就算是罗典这样的大儒都有些双拳难敌四手。

    而且，女子裹足已经变成次要话题，真正主旨辩论点集中在了《女诫》新例中关于三纲五常的解释。

    这一点甚至得到了部分百姓的认同，实在是传统的三纲五常过于深入人心，认为女子就该知道礼义廉耻，应该在家相夫教子，不能抛头露面，与外男随意接触。

    但很快，就有一伙不速之客加入战场，他们不属于大汉官方安排的辩手大儒。

    就连大儒都算不上，这帮人先是写文章支持大汉废止缠足，接着就迅速加入到了对女子是否遵循三纲五常的争吵中。

    到这里，其实都还算正常，不过是双方辩手得到了场外援助，可这帮新来的“辩手”知道自己水平不够，索性就另辟蹊径，干脆把话题从女子是否要遵循三纲五常，往三纲五常的本质上去扯。

    嘿，浑水摸鱼的来了！

    因为乱世已经到来，哪怕伪清极力在掩饰，可天下人眼睛不瞎。

    不止大汉的文人，天下的文人全都在暗里反思，为什么好端端的盛世，会突然间走向衰亡的局面？

    历史上，这种类似思想启蒙的运动，在明清两朝一共发生过两次。

    第一次是明末清初，因为晚明对南方控制逐步减弱，南方士绅抬头，开始思考国家为什么衰弱，并由之演化出了“虚君”为核心，极为恐怖的官僚资本主义怪兽。

    伪清入关后吓坏了，通过文字狱雷霆镇压。

    第二次差不多就是现在了，白莲教起义、鸦片战争的接连爆发，让伪清中枢元气大伤，对地方控制力迅速虚弱，逐渐压不住南方士绅抬头，也压不住新思想的复苏。

    其中，以前明王夫之（船山先生）为主，思想被曾国藩、谭嗣同、章太炎继承，就连伟人都对其盛赞“西方有个黑格尔，东方有个王船山”。

    左观澜认真看完几篇后问道：“大王，这是否辩论的有些跑题？”

    聂宇放下手中剩下几篇，笑道：“无妨，跑题就跑题，反正这笔头仗打起来，我大汉要做的事情也能好好做了，就让他们继续去吵吧！”

    对目前的情况，聂宇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就看这帮家伙，具体能吵成什么样子了。

    儒家学派看似是一个学派，可从汉代开始，就一直在明争暗斗，内部可从来都不平静。

    聂宇现在的做法，只是把伪清给他们的枷锁去掉，又给他们再添了一把柴。

    这场邸报辩经，估摸着还有得吵，而大汉在各地乡镇推行的废止缠足，已经普及执行的差不多。

    没有人跳出来反对，因为大家都要命，这位汉王可是实在的吃软不吃硬，你可以去荆州辩经，劝谏汉王，但不能公然阻拦官府推行新法。

    聂宇放下文章，继续照常批阅起案上奏章。

    批完了几个主要奏章，剩下的基本都是地方知府、知县的奏事。

    永州知府奏：“平地瑶民已经全面归化，瑶民公会正在稳步推行。”

    聂宇朱批：“阅。当再接再厉。”

    宝庆知府奏：“花瑶山寨，已有八成下山落籍，余下两成已不足为虑。”

    聂宇朱批：“阅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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