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年三十过去，第二天。

    己未年，正月初一。

    聂宇没法继续缩在后宫的温柔乡里面休息，先在王后那里逗弄一番儿子，接着又去王妃院子说了会话，嘱咐安心养胎，不用操心闲杂事务。

    聂宇连续几月的辛苦耕耘下，他的唯一王妃终于也成功怀孕，而王妃有孕也是让众臣颇为欢喜。

    虽然王妃身份不高，但那也是王妃了，生下来王子排次序也享有继承权。

    而且，王妃要是也能诞下王子，那汉王才是真的子嗣兴旺起来，大汉后继有人，他们也不用天天担心大王的长子夭折，大汉基业无人继承。

    没办法，古代医疗水平有限，就算聂宇带来了抗生素，但也不可能真的面面俱到，婴幼儿夭折率普遍还是高于后世。

    出门前，陈蕙兰亲自出迎，借着给聂宇梳理裘衣领子的空档：“大王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腊月刚过，还是不要太过操劳，累坏了身子。”

    聂宇一把抓住陈蕙兰拨弄领子的手，陈蕙兰顿时娇嗔道：“外面还有人看着呢……”

    随侍的秘书官左观澜，非常识趣的往后退了两步，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

    温存了片刻，陈蕙兰轻声开口：“大王忙于国事，臣妾也要照看后宅与宝儿（孩子乳名），而妹妹身怀有孕，不如……不如今晚就让杏儿服侍大王就寝……”

    此话一出，聂宇难免有些惊诧。

    虽然陈蕙兰很早就放出了这个意思，还时不时安排杏儿天寒为他添置外衣，天热端去解暑饮品，可关系始终没到那一步。

    毕竟，聂宇现在是汉王了，后宫纳妃不能像刚称王那么一言而定，他的后宫现在就是一件政治附属品，后宫纳妃、后妃生孩子都得经过礼部知晓，录入造册。

    聂宇看了眼缩在陈蕙兰身后羞涩的杏儿，沉默片刻微笑道：“回头递个名册去礼部，让礼部准备一下，正式造册吧！”

    这就算是应下了。

    礼部那边很快收到王后派人递过去的名册，在反复核验过后，效率是出奇的高。不到中午就把所有事务安排妥当，又专门递了封奏章，询问汉王定下妃号。

    容不得他们不快，实在是汉王的后宫人太少了。

    到现在就两人，一个王后，一个王妃，给他们搞得都快以为汉王不喜女色了。

    好在，这才刚年初一，汉王的后宫再添一人，可喜可贺！

    不对，应该是再添两人，除了王后推荐的一个，另外还有一本鹤峰知州直接发电报传信。

    鹤峰土苗选了挺久，终于把人选出来了。

    现在正坐船，来荆州府的路上。

    这是大汉与土苗的政治联姻，非纳不可，纳一个土苗妃子，可定天下土苗少族。

    两个妃子的妃号，聂宇这边定的挺快。实在是他文化水平有限，知道的妃号有限，索性就不去顾及，直接以王后最尊，其余妃号皆为平等，也不搞什么妃号等阶。

    要不是为了确保后宫稳定，堵住天下悠悠众口，聂宇连王后都不打算给特权。

    开年上班第一天，聂宇就接到一封特别的奏章。

    更确切地说不是奏章，而是以奏章形式递上来的案子。

    案子里的第一署名，是溆浦县黄溪口镇的镇长。

    案子起因非常简单，就是黄溪口镇的一处小村落，两户人家在分田时，刚好分到同一片田地，而后其中一家耕作时，不小心挖坏了隔壁的田埂。

    这本来应该只是小事，田埂挖坏了而已，重新挖土填回去，最多再赔礼道歉，问题就能解决。

    可刚好，挖坏田埂的农户妻子，之前做过地主家的丫鬟，性格泼辣。

    于是，两家就吵起来了。

    一不小心双方上头，相互扭打在了一起，好在有农民公会的巡逻人员及时发现制止，这才没闹出太大乱子。

    可到了这时，事情已经没法收场，两家都不想善罢甘休，只能闹到镇上，让镇长做主。

    镇长不敢怠慢，立刻搞清楚前因后果，发现真就是小事，那就小事化了。

    事情闹到这里其实应该已经结束，可最开始挑事的农户妻子又开始作妖，双方再度闹扯起来。这次，他们不找镇长了，决定直接按照乡约解决纠纷。

    等到镇长发现，已经彻底没法解决，只能上报给溆浦县令。

    溆浦县令也觉得棘手，因为乡约不是一般东西，这玩意在宋时就已经存在，元明清三朝都选择继承。

    说白了，就是朝廷官府授予地方法度框架，然后乡镇自行由官员牵头、乡绅主导，制定乡镇自治法律。

    而这套自治法律，官府如非必要，不会直接横加干涉，也不会随意改动，出了什么问题，乡镇自己按照乡约判罚解决。

    民不举，则官不究。

    可刚好这段时间，《大汉新律》又正式出台宣发。

    这可是大汉刚出的新法，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乡约大于新法，那就太严重了，蔑视大汉法度，这就是滔天巨案了。

    溆浦县令没法解决，他想依据《大汉新律》，但又怕激起民愤，只能上递辰州知府。

    辰州知府刘弘昌也发现此事不简单，不能当作寻常乡里纠纷来看待，尤其是这其中所谓的遵守乡约，为什么要遵守乡约？

    这村子里的百姓，明显对乡约已经非常熟悉，可能利用乡约已经解决过很多“案子纠纷”，而这乡约的背后制定者又是谁？

    刘弘昌立马给长沙发去急电，请求联署上奏此案。

    如此，这一封叙述乡里纠纷的案子奏章，封面第一页已是有了十多个署名，从黄溪口镇镇长，到溆浦县令、辰州知府、湖南三司官员等等，但凡能碰这道案子的都进行了署名。

    奏章下面，还额外夹带十多本奏簿，都是署名的湖南官员给的建言。

    聂宇简单翻看几篇，问起了自己的湖南秘书官左观澜：“你知道什么是乡约吗？”

    左观澜拱手：“臣幼时曾经在乡里确实有听过，当时甚至每隔一个村子，乡约内容都有不同，但总体都是教人向善。虽然很多乡绅定下乡约后，该胡作非为还是胡作非为，但总归会受到乡约的部分约束，而这种情况一直到臣渐渐长大，才开始迅速变味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为何？”聂宇疑惑问道。

    左观澜脸上带着讽刺：“因为‘乾隆盛世’啊！盛世是需要钱粮的，一村一乡约，让官府不好盘剥百姓，只能通过乡绅作为中间商。所以本来官府不做干涉的乡约，就此名存实亡，各村乡约逐渐被改成了官府需要的乡约，官府借着这些乡约，大肆盘剥虐害百姓。”

    乡约最初确实是个好东西，因为皇权不下乡，朝廷要控制地方乡镇，统治成本太高了。而这种朝廷牵头下，邀约乡绅共同确立的乡约制度，刚好可以完美填补这个缺漏，还不用损耗朝廷财政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这个时候的乡约制度，更主要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，解决百姓生活遇到的各种问题纠纷，维持地方乡镇的基本稳定，而不只是单纯为了增加朝廷权威。

    另外还有社学、保甲等也与乡约制度互相配合，他们往往会选出乡里最德高望重之人，来担任里长、粮长等吏职，作为乡约遵守的基层代理人。

    官府为了更好管理，还会进一步下放权力给这些代理人，让他们去更好推行和维护乡约。

    然而……

    到了满清时期，一切就都变了，尤其康乾盛世下，别管是不是饿死人的盛世，但这时期的中国人口确实激增迅速。

    乾隆贪恋权势，为了强化朝廷对乡镇的控制，对乡约先是加入“圣谕六言”，接着又要求地方乡里遵守乡约时，必须对“乡约牌”行礼等。

    满清时期的乡约，已经基本沦为清廷控制权力的工具，而不再具备乡约对百姓的教人向善、互恤互助作用。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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