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程不识毫不拐弯抹角的，建议各部头人将目光放在行伍，放在‘建功立业’的封侯道路后，这场购货晚宴，也算是宣告结束。

    离开时，河套地区的各部头人，可谓是各怀心绪。

    过去这一年，河套地区，实在是被汉家给‘宠坏’了。

    以至于一有什么事，河套各部都觉得：没事，天塌下来有汉人顶着。

    好比这场篝火晚宴，听说程不识召见了河套地区大部分部族头人，大家伙的第一反应，就是汉人要发福利了。

    真要说起来，这场篝火晚会的内容，也算是程不识给河套各部头人发了一波福利。

    只是这福利，并不是强给、硬塞，也并非直接到手，而是需要各部为之努力。

    ——新制。

    河套地区，要试行天子刘荣为游牧之民，量身定制的新制度。

    其中的第一条，为：约法三章。

    往后的河套，将构建起最基本的社会秩序，初步呈现出和谐社会的雏形。

    第二条，则是司法权、执法权收归郡县，剥夺河套各部头人，以及部族内部的司法、执法权。

    往后，河套各部头人，对各自部族的掌控必然会越来越弱，直到说话没人听，命令没人施行。

    但天子荣也并未就此放弃这些部族头人们，而是以他们为纽带，进一步推动了河套地区的郡县制进程。

    往后，这些河套部族的头人，虽然大概率无法再做部族内部的特权阶级，却能成为县令、成为汉家官僚系统的一员。

    ‘县令’这一级别官员应该享受到的待遇、应该掌握的权利，这些人都会掌握。

    所以，还真不好说这些人，究竟是在做部族头人时权力更大、待遇更好，还是将来做了县令后，才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。

    而在这场篝火晚宴结束后的次日，一场更为正式的会议，在博望城内召开。

    相较于昨日，气氛轻松愉悦的篝火晚宴，这一日的会议，无疑就要严肃的多了。

    会议内容，自也是围绕着即将在河套地区试行的新制，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商讨。

    比如：在河套地区进一步落实郡县制后，河套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，该如何建立。

    过去，河套地区是被一条东西向的直线，近乎拦腰切成了南、北两块，各位朔方郡、五原郡。

    但除了地理位置上的两个郡，以及各自的郡太守府，河套地区并没有发生其他的变化。

    游牧部族仍旧存在，各部族扔在高频率、大范围流动游牧，整个河套地区仍旧是个巨大的‘羊圈’。

    长安朝堂划出来的两个郡，本质上也只是促成了两座郡太守府的建成。

    而在此番，河套地区即将推行的新制度下，河套地区要在原先一分为二，各为朔方、五原二郡的基础上，还要以部族为基准，进一步设立县级行政单位。

    嘴上说着轻松，可具体做起来，却是麻烦冲冲，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。

    比方说，某个小型部族，人口不过上千，牛羊牧畜也不过数万。

    而附近的某个中大型部族的，足有数万人口，十数万，乃至数十万牛羊牧畜！

    这两个实力差距极大的部族，在被各自设为县后，难道要平起平坐？

    两步头人，难道要均被任命为平起平坐的县令？

    还有，这两个县的驻地毗邻，如今各自化作县，县界该如何去划分，草场、水源又应该如何去分配？

    如果太照顾那个中大型部族，那这和过去，信奉拳头至上，信奉丛林法则的草原有什么区别？

    如果反而照顾那个小部族，那这又岂不是罔顾事实？

    而且这些，都还只是最不起眼的问题，不过就是需要扯皮、商措就能解决。

    真正麻烦的问题是：如何让这些游牧部族，真正被化做‘县’，而不是仅仅只将原先的游牧部族，换上一个‘县’的名字，实则确实换汤不换药？

    汉家的郡县制，实在严格控制人口流动，将天下以‘郡’为单位划成许多分，再以‘县’为单位，将郡从内部进一步划分，才能显现出效果。

    那在草原上，郡县制又该如何推行？

    也按地域划分？

    底层百姓民的人口流动怎么办？

    和汉地一样，严格控制人口流动？

    还是听之任之？

    很显然，两种做法均不可取。

    ——对待草原游牧之民，去搞人口流动控制，显然是在挖游牧之民的生存根基。

    在草原控制人口流动，等于说是让游牧之民无法‘游牧’，只能在这落后的古早时代，在贫瘠的草原转变为‘畜牧之民’。

    对汉家而言，游牧之民变成畜牧之民，当然是好事。

    但对于这个时代而言，这并不现实。

    除非有一天，汉家能找到一年能长好几茬，牛羊怎么啃都伤不到根茎，而且还是收割起来储存的新型草料。

    否则，游牧之民，就只能是游牧之民，永远都无法定居、定点畜牧。

    这就意味着汉家在河套地区行郡县，通过区域划分各县，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。

    你这边刚画好县界，明天这个县的牧民，就跑到了那个县。

    而且不是极个别部族如此，而是每一个部族都如此。

    甲县的部族去了乙县，丙县的不足去了丁县——本就以部族为基础而行的‘县’，将大规模的，以县为整体进行大规模迁徙。

    那你这个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

    设置一个甲县，却在春天接待了乙县，夏天解决了丙县的麻烦，秋天等来了丁县的牧民。

    知道冬天，你甲县自己的牧民，才终于游牧归来。

    ——甚至未必会回来！

    ——万一游牧途中出现差错，又或是处于某个意料之外的原因，改变了原先的形成，你们县的牧民甚至可能会在其他地方过冬。

    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，又或是部分人，而是全部人，一起出去、一起回来，或一起不回来。

    连民众都长期不在本县，那你这个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

    代天牧民，牧的哪家的民？

    对于这个问题，河套各部头人显然都是一头雾水，完全摸不着头脑。

    汉人这是脑子瓦特了？

    在草原搞郡县制，怎么搞……

    但显而易见的是，早在各部头人得知河套地区，要施行新制度之前——甚至是早在这个念头，出现在长安天子刘荣的脑海中时，这个问题，刘荣就已经想到了。

    刘荣为啥要在河套搞所谓的‘新制’？

    为啥要先在河套试行新制，而后普及到河西？

    自然是为了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，好永绝后患，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，与南方华夏农耕文明之间的根本矛盾。

    矛盾所在，自然是游牧民族恶劣的生存环境，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掠夺，来争取到了微乎其微的生存几率。

    而相对稳定，距离又足够近，且‘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’的华夏农耕文明，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不二良选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要想根本性的解决游牧文明，彻底化解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茅盾，首先需要做的，便是保障游牧文明的生存，降低游牧文明的生存难度。

    说白了：能靠种地吃饱肚子，谁愿意看着锄头去造皇帝老子的反？

    同样的道理：能靠放牧吃饱肚子，甚至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游牧之民又怎么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刀尖舔血式的在草原‘绝地求生’？

    所以，为游牧文明指明道路，使其不再依赖于掠夺、战争，是解决游牧文明的关键。

    而在此之外，第二个关键，便是人口流动。

    ——在面对游牧文明侵略时，华夏农耕文明之所以顾此失彼，应付不过来，就是因为那句：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。

    城池在那里，农民的家、田也在那里，带也带不走，跑又跑不到哪里去。

    反观草原游牧之民，被动也好、主动也罢——什么时候想走，就直接把毡帐一手，牛羊牧畜一赶，说走就走。

    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一个游牧部族在决定离开某地后，只要决定是在中午之前做出，那就必定能在当天启程。

    若是一大早就决定出发，那等到黄昏，说不定都到达距离最近的一处目的地了。

    如此低廉的迁居成本，以及迁徙效率，实则草原上，天然就存在一种‘干一票就走，反正天高任鸟飞’的观念。

    哪怕是一个足够富裕、生存压力并不大的部族，也很可能在这种思想下，做出临走前，把邻居吃干抹净的决定。

    而且这样的决定，完全没有后遗症。

    因为草原够大，人口流动够频繁。

    没人知道一个被屠灭的部族，究竟是被谁所迫害。

    发现一个被屠灭的部族遗址时，其他部族的第一念头也不是恐惧、不是兔死狐悲。

    而是：可惜啊~

    为啥不是我呢？

    为啥不是我，把这个部族给屠灭，抢走了他们的牛羊牧畜，女人、奴隶等财富呢？

    在这样的社会秩序、普兴价值体系下，丛林法则，自然成了草原上唯一值得信赖的秩序。

    强大者默认支配弱小者，拥有他们的一切，包括但不限于生命！

    而在面对农耕文明时，游牧文明的这一特征，也使得华夏农耕政权，在自身强大时想要找游牧之民报仇、算账，又或是‘斩草除根’，却往往连人都找不到。

    后世有一句笑谈，说是元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后，首先就把草原上的穷亲戚们处理掉了，哪个穷亲戚藏在那个地方，那都门儿清。

    但事实却是：哪怕是游牧民族自己，都未必能知道半年后的自己，会身处何方。

    本来计划一路向西，很可能半路上爆发一场战斗，就让这个部族绕道向北了。

    往北走着走着，走到沙漠了，那说不定又折道向东了。

    往东走啊走，走到祖地正北方向，结果发现祖地爆发了战争，而北方又有一片肥美的草场，这个部族说不定有折道向北了……

    就这么一通漫无目的的‘游牧’，原先从祖地出发向西的部族，最后很可能会来到祖地正被，甚至与西方截然相反的东方。

    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。

    当出现战争，亦或是疫病、旱涝等自然灾害时，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应急响应预案，往往是究竟找个好地方藏身。

    在藏进此地之前，就连作为决策者的部族头人，都很可能不曾预测到部族回来到这里。

    这，才是华夏农耕文明，在面对草原游牧之民时，真正感到有力无处使，无法彻底解决游牧文明的症结所在。

    ——找不到人！

    哪怕想要将其亡国灭种，也根本找不到人。

   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结果人家是个野和尚，压根儿就没庙！

    于是，农耕文明就只能以草场、水源地，以及气候适宜的宜居地为诱饵，将游牧之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某一片其余，以图决战。

    但这其实也只是软逼迫。

    ——草场、水源地、宜居地，都只是诱饵，而不是捕笼。

    游牧之民当然对这些地方垂涎三尺，也固然会被吸引过来。

    可一旦情况不对，发现自己打不过汉人、得不到这些风水宝地，游牧之民也必然会无比决绝的放弃，然后钻进草原深处，不见踪影。

    说白了，就是鱼饵未必就会被咬，咬了也未必就会上钩。

    所以，除了解决游牧之民的生存问题，为游牧之民找到一个不用抢掠、战争，也能保障生存的道路之外，刘荣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在一定程度上，控制草原游牧之民的人口流动。

    可以不定居；

    可以不以村落为单位聚居，活动范围可以不被限制在一乡、一里之地。

    但也不能完全不受控制。

    简而言之就是：一个在汉家统治下的游牧之民，不能以整个草原，作为自己‘自由活动’的范围。

    能把这‘整个草原’，甚至整个地球的无限制活动范围，一步步限制到固定的区域——比如一郡，一县，对刘荣而言就算是成功。

    而这个目标要想达成，就需要解决游牧民族‘游牧’的文明特性。

    ——大规模、高频率迁徙，是游牧之民的生存需要。

    换而言之，刘荣不单要为游牧之民，找到一条不用掠夺、不用打仗就能活下去的生存之道，还要为游牧之民，找到一个不再需要‘游牧’的新道路。

    这个目标的达成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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