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么一套流程走下来，如今的岭南百越之地，便也就能成为后来，为天下人所神往的江南鱼米之乡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么一套流程——先是外藩内附为异姓诸侯，而后是异姓诸侯自然绝嗣，改以宗亲诸侯代之，再是宗亲诸侯被长安朝堂中央瓦解……

    尤其是异姓诸侯自然绝嗣，和宗亲诸侯被逐步瓦解这两步，几乎都是要数十年，二者相加需要百十年的长久之计。

    这就意味着岭南，同样无法在刘荣在位期间得到解决，顶多只能走上正确的道路，然后寄由刘荣的儿、孙继续往下推动。

    总结到这里，情况已经是一目了然了。

    ——刘荣在位时期，汉家在‘外部问题’下的四个细分部分：匈奴，朝鲜半岛，岭南百越，西南诸夷，前三者都大概率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。

   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；

    未来二三十年，匈奴人顶多就是元气大伤，亦或是内部分裂，却几乎不可能就此灭亡。

    岭南百越不适合动武，就只能先熬死老乌龟赵佗，然后再谋求和平统一的契机。

    在原本的历史上，南越武王赵佗活了足足一百零三岁！

    自秦始皇年间率军南征（公元前219年），一直到汉武大帝建元四年（前137年），赵佗才薨于番禺（今广州）。

    而今，时间来到天子刘荣新元五年，对应的是历史上的汉景帝十一年（公元前146年）。

    按照原本的历史轨迹，赵佗的寿命余额，还有足足十年。

    等熬过十年，把赵佗熬死，再送南越王世孙回去即位，然后再等待契机，迫使南越内附……

    紧赶慢赶，那也是至少十几年后的事了。

    至于内附的赵氏南越国‘绝嗣除国’，改以刘氏宗亲承袭宗庙，更是三五十年后才可能发生的事。

    而朝鲜半岛——短时间内倒是能通过动用物理，来达成对朝鲜半岛的事实掌控。

    但正所谓：打天下容易，守天下难。

    凭武力打下这么一片对华夏文化认同度不高，甚至都没什么了解的‘新服之地’，就必然需要再花费数十上百年时间，来一点点推动文化融合。

    匈奴、百越、朝鲜都‘不可急于一时’，最后剩下个西南夷，更是让刘荣根本不敢动心思。

    ——秦的基建能力，堪称人类封建史上的奇迹！

    但就是这般堪称奇迹的基建能力，尚且只能在西南的穷山僻壤间，堪堪留下了一条五尺道。

    何谓五尺道？

    顾名思义：宽五尺，也就是一米出头的狭窄人行道。

    如此狭窄的道路，别说是车马了，就连一骑都容不下。

    说是羊肠小道，也丝毫不为过。

    但就是这么一条羊肠小道，却在始皇嬴政一统天下之后，消耗了秦王朝超过两成的基建精力。

    针对这片藏身于深山老林中的穷乡僻壤，雄图大志的祖龙嬴政，也从一开始的雄心勃勃，势必要将西南夷化为郡县，一点点退缩到最后，只要求秦少府修建一条五尺道，保证中原与西南地区的往来即可。

    为什么？

    因为这条五尺道，已经是堪称人类封建史基建狂魔的秦廷，所能达到的极限。

    这条路再宽一寸、再长一里，秦廷都修不起、修不了了。

    俗话说得好：要想富，先修路。

    反过来讲——一个连路都没法修的地方，短期内注定是没有发展前景，以及着重发展的必要的。

    而对当今汉室而言，西南夷，就是一块在秦一统天下之前，与世隔绝、与华夏文明隔绝，从不曾往来的‘世外桃源’。

    始皇一统天下，穷秦之能，朝西南夷打通了一条五尺道，才算是打通了华夏文明与西南诸夷之间的稳定交通线路。

    而今，距离那条打通西南夷的五尺道建成，也才刚过去七十多年而已。

    毫不夸张的说：西南诸夷受华夏文化熏陶的程度，甚至都比不上朝鲜半岛！

    至少朝鲜半岛早在九百年前，就有来自中原的王族建国……

    如此说来，匈奴、朝鲜、岭南、西南四大‘外部问题’，在刘荣在位期间，均是‘无法彻底解决，只能起个好头’的情况。

    其中，大概率无法根除的匈奴人，甚至是刘荣最能做出成绩、取得成果的那一个！

    只能说：穿越者一路横推，统一蓝星，称霸太阳系，野望半人马，都是只存在于小说读物中的桥段。

    真到了讲事实摆逻辑的时候，一朝天子别说是毕全功——单就是能在大多数层面，将王朝引领向正确的方向、起个好头，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

    始皇千古一帝，尚且无法尽全功，妄想为嬴秦立下万世基业，最终却是个二世而亡的结局；

    明文帝朱棣戎马一生，拼了命要彻底解决掉北方的游牧民族，却也还是不得不听从太子朱高炽那句：爹，您做的够多了；

    剩下的，就留给后世儿孙——留给孩儿，和瞻基去做吧……

    到了刘荣这儿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
    哪怕是穿越者，刘荣也依旧不得不承认：人力有时穷。

    世间万物，尤其是关乎一个国家、一个文明——一个华夏封建王朝兴衰、走向的大政、大策，往往都需要时间的积淀，和耐心的推动。

    就好比刘荣，即便作为穿越者，也无法在处于后青铜器时代，与钢铁时代早期的当今汉室，手搓热武器一样；

    还有许许多多的事，刘荣哪怕知道最终的方向、最理想的终点，也只能抬起手臂，给儿孙指出方向到：往那边走，准没错。

    而刘荣自己，则只能走出关键性的第一步——顶多就是再多走出几步，用实际行动指明方向。

    如果说，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那文明的传承，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在跑马拉松接力。

    刘荣只能尽力跑好自己这一段，并告诉未来的继承者：往哪儿跑，怎么跑，如何分配体力，如何保持速度，哪里能补水，哪里能休息……

    外部问题如此，内部问题，则相对乐观了些。

    如果说，当今汉室的外部问题，可以细分为匈奴、朝鲜、岭南、西南四个范畴的话，那内部问题，则可以笼统的分为以下几个分支。

    ——民生；

    ——吏治；

    ——贵族；

    ——军队；

    ——诸侯。

    民生自不必多说，直接关乎底层民众的生存，从而间接影响着社会安稳，乃至王朝兴衰。

    吏治则间接影响民生——吏治清明，则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家欣欣向荣；吏治昏暗，则百姓民不聊生，国家吃枣药丸。

    至于贵族，依旧和以上二者逃不开干系。

    ——贵族上进，则吏治必然昏暗不到哪里去、民生也差不到哪里去；

    反之，贵族拂袖，官员们必然是有样学样，民生民计，也就是太监说评书——无鸡之谈了。

    三者虽然被细分，却也是相辅相成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    老百姓生活好了，社会安定了，官员们自然也就能轻松些，贵族也不会生出太多烦恼；

    反之，老百姓生活不好，三条两头闹出个乱子，官员们如芒在背，汗流浃背，贵族们也无法安心收税、坐吃山空。

    再反过来讲——贵族们顾忌吃相，忙着建功立业，而不是从老百姓嘴里抠食儿，那官员们就算上下其手，刮民脂民膏，也绝不敢过分敲骨吸髓。

    贵族不下场，官员不敢太过分，老百姓也就能喘口气，不至于被逼到绝路。

    反之，贵族们满脑子民脂民膏，极尽敲骨吸髓之事，那官员们自然也会撸起袖子——反正天塌了有个儿高的顶着。

    贵族本就掌握社会资源，欺压底层民众就像是喘气儿——都不必费心；

    再加上贪官污吏，老百姓就很难不身处水深火热之中，并最终走上孤注一掷，揭竿起义的穷途末路。

    三者可谓是互为因果，一脉相承。

    所以，在这三个方面，刘荣也不曾将其拆分，而是将三者放在一起来看待。

    到了着手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哪怕刘荣分别对症下药，却也还是清楚的认识到：这三者，就是一体的。

    所以，刘荣在先帝年间平抑粮价，顺势官营粮米，乍一看，似乎最先下手解决的，是底层民众的生计；

    但实际上，刘荣却是借此机会，狠狠敲打了一波贵族阶级：别对我汉家的子民伸手！

    露头必秒，伸手必砍！

    贵族们老实了，没有‘个儿高的’替官员们顶塌下来的天，刘荣才着手解决官员。

    相较于针对贵族阶级的粗暴，刘荣对待官僚，无疑就温和的许多。

    ——说是反贪反腐，具体的做法确实增长官员俸禄，增加官员收入。

    几乎是以‘拿了朕的钱，就不许拿朕的子民的钱咯’的逻辑，倒逼官员清廉——至少别欺压、盘剥百姓过甚。

    官员也基本解决，最后剩下的民生民计，便不需要刘荣再去做什么了。

    除了贵族、官员，还有谁能欺压底层民众？

    商人？

    开玩笑！

    在这个世代，或许有商人算计农民的份儿，但绝对没有商人明目张胆，欺负农民的份儿！

    只要掌握社会资源、地位的贵族，以及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不伸手，汉家的农民，就能省去一生中九成以上的麻烦和风险。

    换而言之：敲打贵族，约束官员，本身就是刘荣间接的改善汉家——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民生民计。

    再加上粮、盐、铁等大宗生活必需品的官营，又为底层民众打上了最后一道保险锁。

    结合此间种种，完全可以这么说：在贵族、官员都不敢动手，盐、粮价格都稳定，且质量有保障的前提下，汉室民众只要手脚勤快，就不可能过不好日子。

    只要不是一心求死式的绝食，便几乎不可能被饿死！

    这，无疑是过往八年，刘荣颇值一提，甚至完全值得史官大书特书的功绩。

    还是那句话；

    打江山容易，守江山难。

    对于封建帝王而言，杀死敌人的一个士兵，永远比不上救活、喂饱一个本方的百姓。

    论功劳大小，灭敌一国，也终究比不上安己一国之民。

    ——驰骋沙场，开疆拓土固然畅快肆意；

    但真要论难度，无疑还是百姓民安居乐业，衣食富足才更有价值。

    至于民生、吏治、贵族之后的二者，即诸侯和军队，则是另外一个范畴和方向的问题。

    诸侯，主要是自有汉以来，便始终动摇汉家统治根基，并掣肘汉室国家战略的诸侯割据势力。

    军队，则是当今汉室，以及每一个封建王朝都存在的：士兵只认将军，不认皇帝的问题。

    简要概述一番，前者的核心，便是进一步推动中央集权，扫除一切阻碍中央集权的地方势力——尤其着重扫除阻碍最大的诸侯割据势力；

    后者，则是解决枪杆子，往往无法掌握在天子、皇权手中的问题。

    这两个问题，刘荣做的倒没多少。

    ——宗亲诸侯，早在先帝年间的吴楚七国之乱后，朝堂就已经有了章程。

    诸侯王的权利，该削夺削夺，该限制限制；

    碰上合适的契机，再逐个推恩以分其国，代代推恩代代分裂——纯粹就是个水磨工夫，早晚能把关东的宗亲诸侯们，都给磨成豆腐脑。

    而军队，刘荣则是两手准备、两条腿走路。

    首先，是在太子时期，以组建太子卫队的名义，草创了直属于汉天子——甚至是直属于天子荣一人的羽林、虎贲二卫。

    就此有了自己的军事班底后，刘荣也没完全放弃汉家原本已有的常备野战军。

    如周亚夫的细柳营，过半被遣散，小半被整编；

    霸上、棘门、句注等野战军，也都被整编为新的野战编制。

    最为重要的是：在刘荣掌握汉室之后，汉家，已经不存在细柳营那般，将主将奉为信仰的奇葩部队了。

    除了北墙的机动队飞狐军，其他所有的野战编制——包括羽林、虎贲二卫，都在刘荣的坚持下，开始施行轮岗制。

    一支独立野战部队的主将，最多只能在职三年，便要调动到另外一支野战部队；

    且调动之前，要想到长安进行为期三个月的‘兵法学习’——其实就是思想教育。

    而且，同一位将领，只要在某支野战军做过主将，就不能第二次在这支部队挂帅！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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