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回正题，还是老生常谈的那句话。

    ——汉匈朝那之战，并没有让匈奴人真正意识到，汉家已经不再是过往数十年当中，对匈奴人予取予求，以和亲祈求短暂和平的‘软柿子’。

    甚至就连河套-马邑战役，也依旧没能让失去河套的匈奴人，意识到如今的汉家，已然成长为了一个可怕的对手。

    直到高阙之战。

    直到汉匈高阙之战，以汉家仅付出极小的代价，便成功夺取雄关高阙作为结局，匈奴人才终于后知后觉的意识到：世道变了。

    汉人，早已不是过去那个一穷二白，就算正面战场打得过，也根本打不起、负担不起战争支出的贫弱政权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哪怕抛开汉家在过往几十年内的快速强大，以及匈奴人自己的原地踏步不说——抛开双方的实力涨跌不谈，单单就看如今的战略局势，也早已随着这接连三场汉匈大战，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    在这三场战争之前，匈奴人占尽优势，想打就打，想停就停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

    匈奴人想打，汉家由于兵种克制，正面战场打不过匈奴人；

    匈奴人想停，汉家也根本没有维持战争的能力，只能长松一口气，庆幸匈奴人停手。

    匈奴人想来，汉家根本挡不住，只能龟缩防守城池、关隘，把不受城墙庇护的乡村放给匈奴人去烧杀抢掠；

    匈奴人想走，汉家也依旧留不住，只能望着匈奴人离去的背影哀叹，然后无可奈何的进行战后重建……

    而这三场战争的胜利，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，将汉家所身处的战略劣势，给一点一点扭转了过来。

    原先的情况是，是匈奴人想打就打，想停就停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

    而朝那之战后的汉家，具备了让匈奴人‘想来不能来’，至少攻不进国门的实力和经验。

    河套-马邑战役——马邑分战场，汉家得以让匈奴人‘想走不能走’；

    河套战场，则是汉家转守为攻，主动出击，让匈奴人‘想停不能停’。

    到这里，匈奴人所掌握的战略主动权，已经只剩下‘想打就打’这一项了。

    而这一项战略主动权的依凭，便是高阙。

    ——高阙在手，匈奴人只要想打，随时都可以自高阙南下渡河，踏足河套。

    但在高阙之战后，这仅存的战略主动权、先手权，也被汉家给夺走。

    现如今，汉家边关无虞，河套四面安宁，内部敌对势力更是翻不起浪花，只能接受要么被毁灭、要么真心臣服的现实。

    高阙的存在，则是让汉家得以掌握曾经，属于匈奴人的战略主动权。

    如今汉室，想打就打——只要想打，就可以从高阙北上，扰乱幕南！

    想停就停——只要不想打了，就随时退回高阙，把防线一拉，根本不可能打得起来。

    想去就去——想去河西就从河套西进，想去幕南就从高阙北出，亦或是代北马邑一线、燕蓟渔阳一线，也都可以成为汉家北出边塞的桥头堡。

    想回就回——不想打了，又或是打够了，汉家也随时可以撤回河套或北墙以里，根本不担心匈奴人追过来。

    这，才是那句‘攻守易型’的真实写照。

    ——曾经属于匈奴人的所有战略主动权、选择权，以及战争先手权，都已经被汉家夺回。

    为了竭力避免被汉家一波带走，匈奴人不得已，只能通过堵死高阙来保幕南，然后将战略重心西移，尽可能让汉家出塞作战的部队，变成某种意义上的‘远征军’。

    除了通过这种方式，来加大汉家的出塞作战难度和成本，匈奴人已然是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，能在同汉家的博弈中讨得便宜了。

    所以刘荣才会说：朝那，河套-马邑，以及高阙三战，已经把匈奴人打的‘眼神清澈’了。

    曾几何时，汉家极其不希望和匈奴人之间爆发战争，极其不希望边关，传来匈奴人南下入侵的消息。

    现如今，却换做匈奴人，不希望和汉家打起仗，极度不希望从高阙，亦或代北、燕北——乃至云中一线，收到汉家北上出塞的军报了。

    简而言之，就是匈奴人怕了。

    只要能别和汉家打起来，如今的匈奴人，也照样能‘嫁女乞和’。

    虽然草原霸主的架子，以及端了这么多年的身段，会让匈奴人一时之间无所适从，难以放下脸面，但最终，匈奴人总会冷静下来，并为了汉匈边境的和平，付出自己能付出的一切代价。

    这，就给了刘荣相当宽松的战略空间。

    ——匈奴人不想打；

    汉家如果想打，可以硬着头皮打，如果不想打，也完全可以不打；

    打不打都行，全看汉家——其实也就是刘荣的心情。

    这种时候，问题就变得非常有趣了。

    接连三场大战，都以汉家全面胜利的结果画上句号，往后的汉匈大战，匈奴人必然是避战的。

    匈奴人避战，汉家要想取得战果，成本投入就会不可避免的水涨船高。

    这就等于说，如果刘荣主导汉家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，那最终结果，无外乎匈奴人难受的一批，汉家也同样好受不到哪里去，顶多就是念头通达，能多出几口恶气。

    可若是不打~

    嘿！

    匈奴人求之不得，对汉家而言，却只是顺手为之。

    这就意味着刘荣，完全可以拿‘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硬着头皮打’相要挟，迫使匈奴人答应汉家某些过分的要求。

    最终的结果，是匈奴人割肉饲鹰，以求苟存，汉家则可以一边吃着匈奴人的战争赔款，一边继续休养生息，积蓄力量。

    再有，便是对如今的汉家而言，休养生息，积蓄力量，也不再意味着完全不能动武、必须全面蛰伏了。

    ——和匈奴人打，动不动拉出去大几万，甚至十几万兵力，去打一场为期好几个月，甚至一年半载的中大规模战役，那才叫违背休养生息、与民休息。

    但若是拉出去万儿八千，亦或两三万兵力，去朝鲜半岛转悠一圈、秀秀肌肉？

    都不用朝堂共议，国库掏钱——刘荣自掏腰包，从少府内帑开支，都完全负担得起。

    尤其是在匈奴人明确‘不希望和汉家交恶、爆发战争’，必然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，乐得汉家不去草原找麻烦的前提下，刘荣完全可以腾出手，专心料理朝鲜半岛。

    说是料理，其实倒也不至于。

    ——过往千百年，朝鲜半岛并不曾敌对中原的任何一个华夏政权。

    准确的说，是既不敌对，也不亲近——双方压根儿就没什么交集。

    考虑到芥子朝鲜的存在，让朝鲜半岛对华夏文明有了些许认知，也可以说朝鲜半岛对华夏文明，是中立偏向友好，以及好奇。

    再加上华夏文明天然具备的强大同化能力，以及文明先进性、制度优越性，朝鲜半岛对如今汉室，其实还是颇有些神往的。

    刘荣依稀记得，先帝元年年末，朝堂举大朝仪，召内外藩属入朝觐见时的场景。

    彼时，先帝老爷子的意思，其实是试探一下关东诸侯，看哪几家敢来长安，哪几家不敢来；

    再通过各家宗亲诸侯来或不来，从而对各家诸侯‘反或不反’的立场，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。

    最终的结果，有意料之中的部分，也有出人意料的部分。

    ——作为吴楚七国之乱的主导者，将先帝老爷子视为‘杀子仇人’的叛军头子，吴王刘濞称病不朝，甚至还搬出太宗皇帝特意颁下的‘许吴王不朝长安’诏，无疑是没有出乎任何人的意料。

    想来也是；

    早在太宗孝文皇帝早年间，吴太子刘贤被时任储君太子，也就是先帝老爷子一怒之下拿棋盘开了瓢，吴王刘濞就再也不曾朝过长安了。

    儿子把人家的儿子给一棋盘砸死，太宗皇帝自然也是心中有愧，便也没过多追究，甚至还给吴王刘濞不朝长安，给补上了一套合法手续：赐鸠杖，许吴王不朝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个过程中，还有不少插曲。

    ——在先帝用棋盘砸死吴太子刘贤后，太宗皇帝的第一反应是低调处理，息事宁人。

    于是便派人收敛吴太子遗体，草草给送回了吴都广陵，既没有给说法，也没有给足体面。

    衣钵传人屈辱惨死于长安，吴王刘濞悲怒交加，也是半点不给太宗皇帝面子，直接甩出一句‘既然死在了长安，就葬在长安吧’，便又让人把吴太子刘贤的遗体送回了长安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太宗皇帝‘低调处理’的目的自然落空，遮羞布彻底被捅破。

    自那时起，吴王刘濞便几乎不曾掩饰过对先帝，乃至对太宗皇帝、对长安朝堂中央的敌视。

    只是太宗皇帝在位，吴王刘濞不敢反，也不能反。

    直到先帝即立，吴王刘濞才终于有了举旗造反的胆量，以及造反的‘正当理由’。

    ——杀我儿子的仇人，居然做我汉家的天子了！

    ——寡人不能忍！

    甚至即便是这样，吴王刘濞最终的举兵檄文，也没有半个字提及自己惨死的太子刘贤，而是说：皇帝削藩，乃左右有宵小蛊惑，故而起兵清君侧，诛晁错。

    在此背景下，吴王刘濞当年要是真敢入朝觐见，那先帝绝对做得出软禁刘濞一声，甚至斩草除根的事来。

    故而当年，吴王刘濞不朝长安，在所有人的意料当中。

    齐系、淮南系诸王则应召入朝，也同样是题中应有之理。

    毕竟彼时，齐系、淮南系诸王，大都还立场不明，属于吴王刘濞和长安朝堂都在争取的‘骑墙派’。

    应召入朝，看看长安朝堂能给出什么条件，也完全可以理解。

    插句题外话——当时，刘荣在少府捣鼓的瓷器刚打响名气，时任齐王刘将闾还曾恬不知耻的要求刘荣交出工艺，空手套白狼。

    后来，先帝告诉刘荣：刘将闾这是在试探长安，为了争取齐王这个齐系诸王领头人，能付出怎样的价码。

    至于刘荣答应或拒绝，却根本影响不到刘将闾的最终决策。

    因为从最开始，刘将闾就打定了主意，要让吴王刘濞和长安鹬蚌相争，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。

    至于瓷器的制造工艺，不过是刘将闾‘有枣没枣打一杆子’的随手试探而已。

    言归正传。

    吴王不朝，齐系、淮南系皆朝，都未曾让人感到意外。

    倒是赵王刘遂，居然也在当时称病拒绝入朝，就稍有些出乎长安朝堂的预料了。

    毕竟赵王一脉，与太宗皇帝、先帝这一脉，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或仇怨；

    哪怕赵王刘遂打定了主意，要跟随吴王刘濞举兵，也完全没必要在当时的情况下，通过拒朝长安来暴露自己的立场。

    也正是因为赵王刘遂拒朝，长安朝堂才看清，或者说是确定了其‘潜在逆贼’的成色；

    再加上刘荣这个穿越者的暗中推动，最终，赵王遂在整个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，都没能把叛乱范围扩散出赵国本土——甚至都没能扩散出赵都邯郸。

    至于其他的诸侯——代王、燕王皆朝，实属寻常；

    梁王刘武更是第一个入朝，自然也是为了和先帝商讨、筹措叛乱应对事宜。

    也就是在彼时，闹出了那出著名的‘皇太弟’戏码，搞得刘荣不得不演技爆发，配合先帝演了好几个月的大戏……

    在当时，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，都放在了‘关东诸侯，哪家入朝了，哪家没入朝’之上；

    不久后，又转移到了储君皇太弟这一爆炸性新闻。

    但刘荣却依稀记得：当时入长安觐见的，不止有关东宗亲诸侯，也同样有汉家的外藩。

    如南方的岭南百越——除了南越王赵佗那只老乌龟没来，闽越、东越的国君，都主动上奏表示愿意入朝。

    只是彼时，先帝忙着推动《削藩策》，以及应对即将办法的吴楚之乱，没工夫搭理岭南，便以‘路途遥远’为由，恩准了闽越、东越二藩不朝。

    还有西南夷的夜郎、靡莫、邛都、滇等外藩，也都派出了使团入朝。

    自然，还有朝鲜半岛的马韩、辰韩、弁韩、真番等名义上的‘外藩’。

    是的；

    在秦还没来得及收服朝鲜半岛，便二世而亡后，汉家成为了朝鲜半岛延续传统，臣服华夏中原王朝的新目标。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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