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皇宫的马车，在傍晚天色越来越暗的官道上行驶着。

车轮压过冻得硬邦邦的泥土，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声音，像一只不知道累的打拍子机器，在为这片荒凉冷清的天地数着最后的节拍。

车厢里面很暗，只有一盏罩着纱布的羊角宫灯，在角落里发出昏黄微弱的光。

光线很弱，刚刚能照亮面对面坐着的两个人的模糊样子。

英国公张维贤，这位在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三个huang帝时期经历了很多风雨都没有倒下的老牌贵族，现在却像一尊泥巴塑的菩萨一样坐得笔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眼睛看着自己的鼻子尖，连呼吸都放得很轻。

坐在他对面的，是这辆马车、甚至整个天下的主人——大明朝的天子朱由检。

朱由检没有看张维贤，他靠在厚厚的软垫子上，微微仰着头，闭着眼睛，好像是在闭目养神。

他那张还带着年轻人青涩感觉的脸，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轮廓很清楚，线条很硬，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表情，只剩下深深的沉默。

朱由检没有睡着。

他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

他的思绪像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，从刚才那片充满杀气的操场上开始狂奔，越过眼前这片荒凉的京城周边土地，穿过紫禁城厚重的宫墙，最后停在了他脑子里那幅叫做“华夏”、横跨了几百年时间的地图上面。

让华夏民族站立在世界的最顶峰。

这是他，一个来自四百年后的孤独灵魂，占据了这具年轻身体后，给自己定下的最终目标。没有太高尚的理由，因为朱由检从不隐藏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。

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宏大、很让人热血沸腾，很像那些说书故事里，老天选中的人才有的雄心壮志。

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为了实现这个看起来空洞的目标，他在穿越过来后的第一时间，就制定了一套甚至可以说是冷酷的计划。

第一步：活下去。

除了保证他自己的人身安全，更重要的是这个已经病得很重、在风雨中飘摇的明朝的生存。

在内部有流窜的强盗到处zao反，外部有强大的敌人攻打边关，朝廷上面、国库里面都已经腐烂生蛆的绝境里，首先要做的不是扩大领土，不是搞文化教育或者军事功劳，而是先活下去！

像一头在严酷冬天里快要饿死的狼，用尽一切办法找到任何能吃的东西，先让自己喘过这口气来。

第二步：把权力集中起来。

当生存问题初步解决之后，必须用最快的速度，把所有分散的、失去控制的、被别人偷走的权力，重新收回到huang帝一个人手里。不管是财政权、军队权，还是官员任命权！

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，任何形式的权力分散和互相制约，都只会变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没完没了的内斗和推诿扯皮。

想要推动任何真正有意义的改革，就必须拥有不允许怀疑的、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。

他必须成为那个唯一能决定一切的声音！

第三步：改革。

在拥有jue对quan力的保证下，对这个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老百姓的生活，进行一次彻底的、像刮掉骨头上的毒一样的大手术。

推行新的政策，整顿官员队伍，重新测量土地，改革税收制度，重新建立军队体制……把那些已经腐烂坏死的组织和制度毫不留情地切掉，然后试着给这个国家换上能够适应未来竞争的、健康的“器官”。

第四步：反击。

当大明这个虚弱的身体，通过内部的手术重新恢复了元气，长出了强壮的肌肉，有了充足的血液之后，就把目光重新投向那片白色的山、黑色的水，投向那片广阔的草原，投向那片蓝色的大海！

把所有曾经失去的土地都一个一个拿回来，把所有曾经受过的耻辱，都加倍地还回去！

先活下去，再把权力集中，然后进行改革，最后反击。

朱由检自己认为，这是他最清楚的逻辑，最完美的计划了。

实际上，在他前世那个信息多到爆炸的时代，任何一个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、喜欢在网上评论的人，都能写出比这更详细、更精彩的拯救国家的方案。

可是当他真正坐在huang帝这个位置上，亲手去推动这一切的时候，他才发现现实是多么困难，多么荒唐！

仅仅是这第一步——活下去，就几乎用光了他所有的心思和力气。

他想起了历史上的那个真正的崇祯huang帝。

那个固执己见、但偏偏又算得上勤奋处理政务，最后却在煤山上用一根绳子上吊，结束了自己和整个王朝命运的亡国huang帝。

他不是没有尝试过努力。

他搞过新式军队。

他提拔过孙元化，一个精通西方学问、懂得使用火枪火炮、满心理想的技术型官员，让他去登州、莱州一带组建训练新军，想建立一支能够对抗后金骑兵的火器部队。

结果呢？

孔有德、耿仲明这两个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，因为军饷和派系斗争，突然zao反了。他们带着孙元化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最精良的大炮和最熟练的炮兵，投降了后金。

登州莱州的新军，这颗被寄予厚望的希望之星，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捅向大明心脏的最锋利的刀。

崇祯也改革过京城的军营。

他重用过李邦华，一个以清白廉洁、性格刚直出名的能干大臣，让他去整顿那早就烂透了的京城三大营。

结果呢？

就算你李邦华有天大的本事，有huang帝在后面撑腰，但他面对的是根基很深、利益绑在一起的世袭贵族集团，是无数虚报士兵名额吃空饷、倒卖军队物资的世袭军官。

动任何一个人的利益，都等于是在向整个腐烂的体系宣战。

被人暗中牵制、表面答应背地里反对、暗地里使坏……最后，京城军营的改革不了了之。等到李自成的农民军打到北京城下的时候，那号称有几十万人的京城守军，竟然一打就垮，不堪一击。

是孙元化和李邦华的能力不够吗？

不是。

朱由检比谁都清楚，这两个人，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，都算得上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一批人才了。

那为什么他们都失败了呢？

前世的朱由检可能会把原因归结为运气不好，归结为当时的形势，归结于某个将军的愚蠢，或者某个文官的眼光短浅。

但是现在的他，却能清楚地看到隐藏在无数偶然事件下面的、必然的道理。

任何一个政权，或者说，任何一个社会团体，从原始部落到国家，从商号到朝廷，它内部的人员大概都可以被清楚地分成三种。

第一种人，是有能力、并且愿意去推动这个团体向前发展，做出一些成绩的建设者。

他们是发动机，是领航员，他们可能也有私心，但是他们个人的追求和团队的整体利益，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。

第二种人，是既没有太大能力，也没有太大意愿的旁观者，他们觉得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不求有功劳，只求不犯错。

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，是墙头草，风往哪边吹，他们就往哪边倒。

他们是团队的压舱石，不好也不坏，只是……很沉重。

第三种人，则是把个人私利放在团队公共利益之上的蛀虫，他们可能有能力，也可能没能力，但这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，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利用团队的规则，或者破坏团队的规则来为自己谋取利益。

他们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不断地把属于团队的公共资源，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。

他们是趴在团队身体上的癌细胞，只知道索取，不知道贡献！

当一个封建王朝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刚刚升起、正在兴旺的时候，建设者的数量和影响力会远远超过后面两种人。

他们精神振奋，除掉旧的，建立新的，带领着整个社会越来越好，不断进步。

那个时候，第二种人会自然地跟随他们，第三种人则会被严厉的法律和高昂的斗志压制得不敢抬头。

而当一个封建王朝走到了末年，像快要落山的太阳一样的时候，情况就会发生完全相反的转变。

第三种人，蛀虫……他们的数量和势力会像瘟疫一样疯狂地生长蔓延，最后远远超过第一种人。

整个朝廷，整个社会，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争名夺利的地方。

所有人都红着眼睛，挥舞着手臂，想从这艘快要沉没的大船上多撬下一块木板，装进自己的口袋！

至于这艘船最后会沉到哪里，会不会带着所有人一起淹死，他们一点也不关心。
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建设者就成了和大家不一样的人。

他们成了孤独的臣子，成了单独行动的人。

他们的数量，少得可怜，他们的声音，微弱得几乎听不见。

他们想做点事情，却发现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，都在用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方法阻碍他们，牵制他们。

你想整顿军队装备？对不起，这断了无数将军们吃空饷、卖军队武器的财路，他们会联合起来给你设置障碍，让你一步也走不动。

你想改革税收制度？对不起，这动了全国所有读书人、官员、地主不用交税的特权，他们会用尽一切符合“祖宗规矩”的理由，把你的新政策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掐死。

你想严格执行法律？对不起，你抓的每一个人背后都连着一张巨大的关系网，今天你查办了他，明天就会有数不清的监察官员，用“手段残酷”、“滥用权力”的罪名把你淹没在唾骂的海洋里。

这，就是历史上的崇祯huang帝面对的真正的、没有出路的困境。

他的失败，从他坐上huang帝宝座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。

在朱由检看来，他不是输给了皇太极，不是输给了李自成，他是输给了那个已经从里到外烂透了、庞大的官僚体系。

想到这里，朱由检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

车厢里的光线，好像更暗了。

那盏小小的宫灯，在马车的摇晃中轻轻地晃动着，把他和对面张维贤的影子投在车厢壁上，拉得很长，形状扭曲。

朱由检心里很清楚，自己现在面对的，是和历史上那个崇祯huang帝一模一样的困难局面！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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