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甚至还能看到一些剃了前额、脑后梳着细辫、服饰与蒙古人略有差异的女真人，不过他们多是早已归顺大明、被编入明军或安置在辽东、辽西的女真人，他们也带着山货、人参、东珠等物，夹杂在人群中进行交易。

    鹅毛大雪，似乎并未能冷却这片土地上炽热的商业欲望。

    原因无他，宣府镇，作为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的九边重镇之一，同时也是朝廷特许的、最重要的“五市”边贸口岸之一，是方圆数百里内，汉地与蒙古草原、乃至更东北地区进行合法、大规模商品交换的几乎惟一枢纽。

    对于草原上的牧民来说，他们需要汉地的茶、盐、布匹、铁锅、粮食来维持生存，改善生活；对于汉地商贾而言，草原的牲畜、毛皮、药材则是利润丰厚的紧俏货。

    这种基于生存与利益的双向需求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引力，足以让商旅们顶风冒雪，汇聚于此。雪再大，路再难行，也阻挡不了那驼铃声声，马蹄嘚嘚，以及人们对财富与生计的渴望。

    再将视线越过宣府高耸的北城墙，投向关外那片被白雪覆盖的旷野。

    令人略感惊异的是，在距离宣府城墙不足三五里，甚至更近的背风处，一片片洁白的蒙古包，如同雨后草地上冒出的巨大蘑菇，星罗棋布地散落在雪原上，顺着地势延展开去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

    粗略估算，大大小小的蒙古包，怕不有上千顶之多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与天空中飘散的雪花交织在一起，人喊马嘶、犬吠羊咩之声隐约可闻，竟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聚居地。

    若是在几年前，这般景象是绝对无法想象的。

    蒙古人的毡帐竟敢如此靠近大明边墙，几乎抵着城墙根扎营？这无异于将尖刀抵在了宣府守军的咽喉上！边军早就该狼烟报警，骑兵出关驱赶，若遇抵抗，便是刀兵相见，血染雪原。

    长久以来，长城内外，汉蒙之间，除了官方控制的、有限时间地点的“互市”，私下靠近便是禁忌，便是战争的前奏。

    但今时不同往日！

    这些驻扎在宣府城外的，已非昔日那些时降时叛、寇掠无度的部众。

   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是松锦大战明军取得决定性胜利、重新确立对辽西及漠南东部地区的影响力后，陆续率部归附大明的蒙古部落。

    他们被统称为“降夷”或“属夷”，其头领接受了明朝的敕封，其部众也被允许在明朝划定的草场驻牧。

    按照战后大明与归附蒙古诸部达成的协议，宣府镇外三十里之内，包括这些蒙古部落目前游牧的区域，其主权已明确归于大明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这些蒙古人，在法律和政治身份上，已不再是“外藩”，而是大明皇帝的子民，是“化内之民”，尽管他们保持着原有的部落组织和游牧生活方式。

    归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也是朱慈烺和朝廷有意推动的怀柔之策。

    首先，在贸易上，他们享受极低的关税优惠。

    以往，蒙古商人进入宣府等边镇交易，需缴纳高达货物价值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“抽分”，且常受官吏盘剥。

    如今，归附部落持有明朝颁发的“敕书”或“牌照”，入市交易，只需缴纳象征性的、约十分之一的税银，并且有专门的“抚夷官”监督，防止官吏额外勒索。

    这使得他们的牲畜、毛皮能卖出更好的价钱，换取更多急需的汉地商品。

    其次，是实实在在的生计改善。

    随着番薯、马铃薯等高产耐寒作物在北方，特别是九边地区的推广普及，宣府镇周边的驻军和汉民屯户早已开始大规模种植，并获得丰收。

    这一利好消息，也通过边吏和商队，传到了归附蒙古部落中。

    在明朝边镇官员有选择的引导和示范下，一些靠近边墙、水土条件相对较好的蒙古部落，也开始尝试在夏季水草丰美之余，开垦少量土地，学着汉人的样子，种植土豆和番薯。

    去年的试种，在不少部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。

    这些块茎作物产量远高于他们传统的青稞、糜子，且耐储存，极大地丰富了冬季的食物来源，增强了抵御白灾的能力。

    如今，许多蒙古牧民的饭食里，除了传统的羊肉、奶食、炒米，也多了烤土豆、煮红薯的身影，甚至还能用富余的牲畜，从宣府城里换来白面、杂粮。生存的压力，肉眼可见地减轻了。

    因此，大多数归附的蒙古部众，对目前的生活是满意甚至感激的。

    他们不必再像祖先那样，为了生存必需品而不得不冒险“抢边”，与强大的明军为敌，承受巨大的伤亡风险；也不必在严冬季节，因缺少粮食茶盐而冻饿致死。

    他们可以相对安心地放牧，还能进行收益不错的贸易，甚至尝试新的生产方式。

    这日子，比起朝不保夕、提心吊胆的过去，简直如同天堂。

    当然，隔阂与戒备并非一日可消。

    也有部分蒙古人，尤其是习惯了无拘无束、对汉人仍心存疑虑的牧民，会私下抱怨：

    为何他们被允许在城墙下放牧、交易，却不被允许像真正的“自己人”一样，自由进入宣府城内居住、置产？

    他们依旧被一道有形的城墙和无形的界限，隔离在“化内”的边缘。

    宣府的文武官员对此有着清醒而统一的认识。

    无论这些蒙古人表现得多么温顺，那句古老的箴言——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始终像一道警钟，回响在他们的心头。

    让数千乃至上万剽悍的蒙古人及其家眷住进城内？万一他们心怀叵测，夜间作乱，里应外合，那宣府这座九边重镇，顷刻间便有陷落的危险。

    这风险，无人敢承担。

    因此，边镇的规矩依旧森严：蒙古人可以白日入市交易，但日落之前必须出城，返回关外的营地；城门守卫对他们携带的武器有严格限制和检查；夜间，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悬，城墙上巡逻的士兵，目光始终警惕地注视着城外那片灯火点点的蒙古包营地。

    这种微妙的、既有合作又有防范的关系，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产物。

    朱慈烺深知这一点，他有信心随着时间推移，随着更深入的经济捆绑、文化浸润以及持续的实力威慑，这种隔阂会逐渐消融，最终实现真正的“华夷一家”。

    但这需要时间，需要耐心，更需要持续的、正确政策的引导。

    眼下，能维持这种“相安无事，各取所需”的局面，已是为即将到来的灭国大战营造稳定后方的关键一步了。

    镜头继续向北方推移，越过宣府外那些冒着炊烟的蒙古包营地，深入真正的、广袤无垠的蒙古草原腹地。

    景象陡然一变。天地间只剩下一种颜色——白。

    铅灰色的天空下，是无边无际、被厚厚积雪覆盖的莽莽草原，一直延伸到天际线与低垂的乌云相接之处。

    朔风呼啸着掠过原野，卷起地上的雪沫，形成一阵阵白色的、令人窒息的“白毛风”。没有牛羊，没有蒙古包，没有人烟，甚至连飞鸟走兽的踪迹都难以寻觅。

    目之所及，唯有寂寥、空旷、寒冷，一种仿佛能将时间都冻结的、原始而严酷的寂静统治着这里。

    这便是蒙古草原的冬季常态，也是生存法则的体现。

    草原上的牧民，千百年来早已掌握了与严冬共处的智慧。他们深谙“秋高马肥”的道理，会在夏秋两季，驱赶着牲畜在最好的草场上拼命抓膘，让牛羊马驼积蓄下厚厚的脂肪，以抵御漫长冬季的消耗和寒冷。

    当第一场大雪降临，预示着真正的寒冬来临，草原上的大小部落，便会开始一年中最后一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大规模迁徙。

    全族动员，拆下可移动的木质骨架和毛毡覆盖的蒙古包，装上木轮牛车，赶着汇聚成庞大队伍的畜群如同一条缓慢而坚定的河流，离开夏季和秋季的牧场，浩浩荡荡地朝着预先选定的冬季牧场进发。

    冬季牧场的选择极为讲究，通常是背风、向阳、靠近稳定水源的山谷、低洼地或丘陵环绕的盆地。

    这样的地方能有效阻挡凛冽的西北风，相对温暖，且有水源保证人畜饮用。

    抵达冬季牧场后，部落会在此安营扎寨，整个冬季主要以“驻牧”为主，大幅减少移动，以保存人畜的体力和能量。

    强壮的马匹和牛会被放牧到较远的、尚有枯草露出的坡地，而数量庞大但较脆弱的绵羊、山羊，则多在营地附近活动，傍晚必须赶回用勒勒车围成的简易圈栏里，以防饿狼袭击。

    整个部落，进入了类似动物冬眠般的、缓慢而节俭的生存模式，等待着来年春天的第一声草芽破土的声音。

    雪原深处，距离宣府西北方向约三百里，一片被连绵起伏的丘陵环抱的宽阔谷地中，景象截然不同。

    这里背靠一道东西走向的山梁，有效地阻挡了大部分北风和暴雪。

    谷地中央，一条并未完全封冻的小河蜿蜒流过，河水在冰层下汩汩流淌，冒着丝丝白气。

    河两岸，密密麻麻、数以千计的蒙古包，如同雪地上突然生长出来的白色巨菇群落，几乎铺满了整个谷地。

    大片的勒勒车被集中停放在营地边缘，形成一道简易的屏障。

    牛、马、骆驼、羊群被分片圈在指定的区域，尽管草料已显不足，牲畜们也显得有些瘦削，但秩序井然。

    营地上空，数百道炊烟从蒙古包顶的烟囱中笔直升起，在无风的谷地上空袅袅盘旋，混合着牲畜粪便燃烧的气息、煮肉的香味和奶制品特有的微酸气味，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草原部落冬营图。

    这里，便是科尔沁部选定的冬营盘。

    而这片营地中央，那顶规模最大、装饰最为华丽的巨大金顶蒙古包，昭示着其主人尊贵的身份：

    孛儿只斤·阿布奈。

    在汗帐后方，一处地势略高、可以俯瞰大半个营地的雪坡上，一个身着精美红色蒙古袍、外罩雪白貂皮斗篷的少女，正静静地伫立在没膝的积雪中。

    她便是回到草原的琪琪格。

    此刻寒风拂动着她帽檐下的发丝和斗篷的毛领，她秀美的眉头微微蹙起，清澈如草原湖泊般的眼眸，正失神地望向东南方向——那是大明，是长城，是宣府，是……北京城的方向。

    视线所及，只有一片苍茫的雪原，几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枯树，以及更远处天地交接处那模糊混沌的灰白线条。

    虽然什么也看不到，但她的思绪，却早已飞越了这千山万雪。

    离开北京，回到这片她出生、成长的草原已经两个多月了。

    初回时的兴奋与自由感，如同草原上的夏花，绚烂却短暂。

    当她重新骑上马背，在秋日金色的草场上纵情奔驰时；当她再次睡在散发着熟悉气味的蒙古包里，听着帐外风声与牛羊的叫声时；当她见到久别的兄长阿布奈，用母语诉说别情时……那份归属感，确实让她沉醉。

    然而，这种沉醉并未持续太久。

    随着深秋来临，寒冬逼近，草原上那种近乎原始的、与严酷自然搏斗的生存压力，那种日复一日的单调与闭塞，尤其是与兄长及部落贵族们商讨未来时，所感受到的那种沉重、犹疑、乃至对强大邻居本能般的恐惧与算计……

    这一切，都让她不由自主地开始怀念起在北京的那些日子。

    尽管那时她身份微妙，近乎“质子”，行动也受限，但北京城里有她从未见过的繁华街市，有别具韵致的亭台楼阁，有精致可口的食物，有温暖如春的殿宇，更有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，还有那些仿佛蕴含着无穷智慧的书籍和谈论着天下大势的人们。

    当然，最让她心绪难平的，是那个人的身影。

    那个最初让她感到畏惧、疏离，甚至有些讨厌的年轻太子。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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