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的初秋，东洪县的空气里还残留着夏末的燥热，一栋带着庭院的二层小楼里，退休副县长老黄正主持着一场气氛凝重的家庭会议。客厅里的红木茶几上摆着几杯早已凉透的浓茶，烟灰缸里堆叠着半缸烟蒂，老黄指间的香烟正腾起袅袅白雾，

“都淡定一些，不要自欺欺人，天塌不下来，”老黄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东洪口音，尾音微微上挑，很有特色。“都说一说情况吧，现在是什么样子？”他抬眼扫过围坐在沙发和木椅上的亲属，目光在弟弟和堂弟脸上停留得格外久。

坐在左侧单人沙发上的黄老板——老黄的亲弟弟，猛地往前倾了倾身子，西装领带都显得有些歪斜。“哥啊，现在县一中的马立新简直不是人！”他粗声粗气地开口，手掌重重拍在茶几上，震得茶杯发出清脆的碰撞声，“当初让我们承包食堂时没算账，谁知道现在细算下来，竟让我们交20多万！”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列着收支明细，“你看这账本，食堂是有些盈利，但这些年添的冰柜、蒸饭车，哪样不是钱？还有雇人的工资、水电费，七七八八算下来，要是真交20万，咱们这几年可不就是白忙活了？”

老黄“嗯”了一声，将烟灰精准地抖进脚边的铁皮垃圾桶。“20万？20万租金他是真敢要啊，”他眯起眼睛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，“还把我们的人打了。说说，打了几个人，情况怎么样？”

站在茶几旁的黄胖子——老黄的堂弟，负责食堂具体经营，他挺着圆滚滚的肚子，脸上带着愤愤不平。“还好，被打的人伤得都不重，”他搓了搓手，语气却透着后怕，“只有我最严重，其余就是些皮外伤，哦，就那个负责盛菜的大个，被几个人按在地上踹，断了几根肋骨，现在还在县医院外科躺着呢。”他压低声音，凑近老黄，“哥，你说这公安局是不是吃里扒外？我们去报案，他们非让提供打人者名单，我们说打人的是学生，乌泱泱一片，上哪找去？他们就说‘抓不到人’，这不明摆着偏袒学校吗？”

老黄“嗯哼”一声，从鼻腔里发出意味深长的声响。“新来的公安局长是平安县调过来的，”他慢悠悠地掐灭烟蒂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了然，“他和现在的县长是老相识，穿一条裤子的。这件事情不好办，法不责众，这么多学生，他们不想惹麻烦，倒也能理解。”

“大哥，你怎么能替他们说话？”黄老板急了，脖子上的青筋都冒了出来，“那可是我们的人被打了！”

“不是我替他们说话，是事情就发展到了这个样子，”老黄的声音沉了下来，带着一种久经世事的无奈，“学生的账怎么算？你能找到具体是谁动的手吗？算到谁头上都不合适。但县一中的账不能不算！这个马立新，我看他忘了他的一中校长是怎么当上来的！”他站起身，背着手在客厅里踱步，“老二，”他突然停步，转向弟弟，“明天你直接带人去马立新的办公室，让他赔医药费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他要是不赔，你就告诉他，我要直接去市里面，市教育局的孔德文局长，和我以前关系不错，我有能力把他的校长给拿下来！当年要不是我力排众议推荐他，他能坐上那个位置？没有我给他搭的平台，他哪来的那些成绩？我就不信他敢忘恩负义，连我的招呼都不听！”

这时，坐在角落的小姨子的丈夫怯怯地开了口：“姐夫，县一中要给爱芬记旷工，还要组织考试……”他搓着手，满脸愁容，“爱芬小学都没毕业，字都认不全，怎么考？考什么？现在她还被派出所抓了，人都没放出来。”

老黄皱了皱眉，想起那个被家里宠坏的小姨子。她从小不爱读书，脾气却比谁都大，如今闯了祸，自然要管。“爱芬的事，我找人问过了，”他叹了口气，“听说她在县委大院跟人动了手，把县政府办公室的韩副主任给打伤了，现在人家还在医院。”他摆摆手，显得有些不耐烦，“旷工就旷工，随他们记，无所谓。关键是考试的事，绝对不能让她考！这届县委县政府一上来就推翻之前的决策，像什么话？脚跟都没站稳，就把以前的政策全否了。这事我记着呢，明天我就去市委组织部，找老干部局局长反映问题！”他忽然扭头，看向旁边一个年轻的晚辈，“现在的组织部长、老干局局长姓什么？”

“新来的组织部副部长长叫姜艳红，兼任老干局局长。”

“好，”老黄点点头，脸上露出决绝的神色，“我就按正常渠道去市委反映，先找老干部局局长。她要是不管，我就找组织部长；组织部长不管，我就找市委书记！”他越说越激动，胸口微微起伏，“我还不信了，难道以前的规矩不是规矩，难道都不作数了？我们这些为东洪干了一辈子的人，就该被这么对待？”

客厅里顿时热闹起来，亲属们你一言我一语，核心意思只有一个：必须把东洪县的“乱象”捅到市里去，要用组织程序给县委县政府施压。老黄听着众人的附和，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县政府会议室里一呼百应的时光。“记住，咱们通过组织程序反映问题，这是最管用的，”他最后强调道，手指点着桌面，“你们明天都稳住，食堂也别煮饭了，就去县一中找领导要说法。咱们是合法经营，就算没合同，也可以补合同，这一点绝对不能退让！”他顿了顿，又像是自言自语般嘀咕了一句：“还真是奇了怪了，一个县长，怎么管得这么细，连学校食堂都要插手？”

第二天清晨，东洪县政府又恢复了昨日的热闹。我坐在会议室主位上，看着面前摊开的文件，窗外的梧桐树影在桌面上轻轻晃动。专题会议准时召开，县一中校长马立新、公安局长田嘉明、副县长焦杨、曹伟兵、宣传部长刘志坤、常务副县长刘超英、县委副书记刘进京等人依次落座。

马立新穿着熨帖的衬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但眉宇间难掩疲惫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汇报：“县长，各位领导，昨天食堂被冲击后，我们连夜做了统计……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“南北两个食堂的门窗、桌椅、厨具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，初步估算损失在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看了看手中的报表，“大概二万块钱左右。现在最棘手的是学生吃饭问题，原本在食堂就餐的学生不到三分之一，现在食堂停摆，大部分学生只能靠校门口的商贩解决。”

我点点头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：“同志们，刚刚马校长汇报了损失情况，学校的损失不小啊。但当务之急是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，”我看向马立新，“马校长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”

马立新苦笑了一下：“县长，我们现在确实没办法自己解决，只能依赖校门口的商贩。我们打算在重新招标食堂之前，把就餐时间调整一下，让商贩有足够的时间准备，也能保证学生按时吃饭。”

我沉吟道：“这只是临时办法，但眼下也只能这么办。县一中要抓紧时间筹备自营食堂，我看原则上不再对外出租，先把学生的吃饭问题稳住。”我转向分管工商的曹伟兵，“伟兵县长，这段时间工商局就别去查校门口商贩的证照了，让他们先保障学生的用餐。”

曹伟兵连忙应道：“明白，县长。我们不仅不查，还准备动员一些有实力的餐馆去摆摊，让他们好卫生，尽量提供多样化的餐食。”

我赞许地点点头““很好啊，伟兵县长能主动思考问题，这就对了。要提高社会供给能力，早中晚都得有保障，用市场化的手段度过这段困难时期。”

这时，马立新又开口了，语气带着些许为难：“县长，现在办自营食堂，最主要的就是经费问题。学生把食堂砸了之后……”

“马校长，”我打断他，指尖在桌面上敲了敲，目光锐利，“记住，是‘社会上一些不法商贩’制造混乱，冲击了食堂，我们的学生是无辜的，这个定性必须准确。”我顿了顿，缓和了语气，“你是说缺经费，对吗？”我转向公安局长田嘉明，“嘉明局长，听说你昨天放话了，今天必须见到钱款，见不到就抓人，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田嘉明坐直了身子，语气坚定：“县长，确有此事。老黄他们承包食堂，拖欠了巨额租金，这已经构成了合同违约，甚至可以说是合同诈骗，我们公安机关有责任介入。”

我看着他说道：“田局长啊，做事不能只放空炮，要拿出实际行动。既然他们违约，就按规矩来，堂堂正正地处理，该催缴催缴，该处罚处罚，该抓人抓人。”

“是，县长！”田嘉明应声答道，“我们上午就行动，找到相关当事人，责令他们立即缴纳欠款，拒不执行的，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”

我又转向曹伟兵和刘超英，敲了敲桌子说道：“伟兵县长，这家食堂开了这么久，工商局有没有去检查过？超英县长，税务局有没有查过账？他们有没有依法纳税？合法经营，我们坚决支持；要是违法违规，那就必须承担责任。各部门要全力配合公安的工作。”

刘超英连忙在笔记本上记录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县长放心，我马上给杨局长打电话，让税务局配合公安，把他们的税务情况查清楚。”

曹伟兵也表态：“我们工商局随时待命，只要公安需要，我们立刻派人协助。”

我最后看向马立新：“马校长，等把欠款追回来，这笔钱要用在刀刃上，必须全部投入到食堂建设和学生伙食上，一分一毫都不能挪用……”

马立新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：“县长，我们当然想把钱用好，也想把食堂办好，但现在关键是……钱还没到账呢。”

我笑了笑说道：“老大难，老大难，老大重视就不难，县委县政府开这个专题会，就是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——学生的吃饭问题。这钱追不回来，田局长从公安局的维稳经里给你解决。”我转过身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又补充道：“丑话说在前头啊，田局长把钱给你追回来，你要是用不好，我第一个找你算账。”

解决完食堂问题，会议又转向了普九工作评估和民办教师考试的议题。这两项工作有明确的政策文件支持，各部门分工清晰，讨论起来顺畅了许多。看着桌上的干部们各抒己见，思路清晰，干劲十足，我心里涌起一股欣慰。东洪县的局面虽然复杂，但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总能撕开一道口子，打开新的局面。

会议接近尾声，我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转头看向焦杨：“焦县长，昨天在县委大院被打伤的韩俊副主任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吧？”

焦杨连忙回答：“县长，我刚问过医院，韩副主任就是皮外伤休息几天就好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“那就好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工作上的事情先放一放。这件事，公安也要抓紧处理，依法处理，不能让老实人吃亏。”

田嘉明立刻挺直腰板，目光坚定地看着我，斩钉截铁地表态：“县长，您放心，我们已经立案了。”

我的目光转向对面的县一中校长马立新，心中想着对马立新还是要敲打一下。我语气严厉地批评道：“马校长，我要批评你啊。李爱芬这样一位同志，长期旷工，为人嚣张跋扈、蛮不讲理。品行如此的人，怎么能担任县一中宿舍管理科科长呢？”

马立新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，那笑容里满是无奈和为难。他微微叹了口气，面露难色地说：“县长，我们也很无奈。您知道的，这里面有些特殊情况，我们承受着很大压力，县一中实在顶不住。”

我微微点点头。“马校长，顶不住？顶不住你汇报了吗？找分管副县长了吗？多大的压力顶不住？只要自身说得起硬话，又有什么顶不住的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当官是为了管事，管事就要管人，管人就要担责，扛不住就是不愿担责嘛。”

马立新红着脸又做了几句检讨，说道：“不过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责任也不全部在你。焦县长不能分而不管，县一中的这些乱象，县委县政府有责任。一中是教学机构，不是行政机构，别再掺杂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他们顶不住的压力，分管领导来扛；分管领导扛不住就向我汇报，我来扛。同志们，对待这类问题绝不能心慈手软！今天在座的有县委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同志，我在此公开表态：你们放手去干，任何压力，领导干部先去顶；领导干部顶不住，就往我身上推。你们说炸药包顶不住我信，压力，没什么顶不住的，好大的压力嘛，我都可以顶。”

会议结束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心中还在思索着县一中的问题必须出重手，还一中一片净土，想清楚之后，就给杨伯君打了电话。

此时的杨伯君正在石油公司，联合整顿小组的同志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前，桌上堆满了各个厂的年度报表。他们眉头紧锁，认真地对比着数据，时不时在纸上记录着什么。通过仔细对比，大家发现了不少问题，特别是生产方面，采油厂、炼油厂与销售公司的销售数据层层递减，差距明显。大家把这些问题都详细地记录下来，准备在与石油公司开联合工作会时，让石油公司作出解释。若解释得通，此事一笔勾销；若解释不通，就上报县委县政府。

杨伯君正专注地看着几个同志整理资料，突然，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。他拿起电话，听到是我的声音，不自觉地站起身来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仿佛在电话那头能感受到我的威严。当听到我让他来县委时，杨伯君有些犹豫，声音略带紧张地说：“县长，沈鹏常委不在，我这会儿离开合适吗？”

我语气坚决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：“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我让你来你就来。沈常委去哪了？他现在脱产专门负责这项工作，怎么还到处跑？”

杨伯君有些忐忑，声音有些发颤地说：“县长，是这样的，沈组长来的时候说要去曹河县办些事，具体办什么我也不清楚。”

我心想李显平马上要离开曹河县了，沈鹏去曹河县跑跑关系、活动活动倒也正常，便说：“你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，我找你有事了解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杨伯君走出石油大院门口。大院西墙边的车棚里，满满当当地停放着自行车，密密麻麻，如同一片自行车的海洋。他在车棚里寻找着自己的自行车，好不容易找到后，推出车子，把提包挎在车把上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跨上自行车，缓缓地朝县委大院骑去。

杨伯君进门时，我正在和焦杨县长谈工作。我看着焦杨，神情严肃地批评道：“对于教育现状，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其他人。市委已经确定你说组织部长人选，做事不能只讲人情、不讲原则，这样是干不好工作的。”

杨伯君进门后，  焦杨连忙点头，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，诚恳地表态：“县长，我承认错误，马上改正。”

我朝杨伯君招了招手，又对焦杨说：“焦县长，‘普九’评估工作要抓紧推进。”  焦杨离开后，杨伯君走近我，碰面时，他很恭敬地朝我点了点头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紧张和不安。

我看向杨伯君，面色平和，低头看起文件。办公室里一片寂静，只有我翻阅文件的声音。杨伯君就站在一旁，不吭声也不说话，身体微微僵硬，双手不自觉地握在一起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十多分钟过去了，杨伯君主动给我添了水，他的动作小心翼翼，仿佛生怕打扰到我。

我抬头看了一眼杨伯君，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，没有发现异样，但我心里暗想：杨伯君不知道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。于是我语气严厉地说：“去把门关上。”

杨伯君听到我的命令，身体微微一震，随即转身关上门，又走到办公桌前。

我看着杨伯君，严肃地问：“知道错了没有啊？”

杨伯君微微一愣，脸上露出惊讶和惶恐的神色，片刻后，膝盖一软，“扑通”  一声跪在地上，眼含热泪地说：“县长，我错了。”  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悔恨和自责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滴在地上。

我看着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杨伯君，语气强硬地说：“跪在地上像什么样子，一个大老爷们，站起来！”

杨伯君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双腿还在不停地发抖，。过了五分钟，他的情绪逐渐平复，但脸上依然挂着泪痕。我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伯君啊，天塌下来你的膝盖也不能弯，多大点事？记住了吗？”

杨伯君一边抽泣一边点头，声音哽咽地说：“记住了，县长。”

看着眼前的杨伯君，我心里很清楚：一个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实属不易，这样的孩子没见过太多世面，面对有心之人的诱惑，根本防不胜防。我太了解农村出来的孩子了，没有防人之心。

看到杨伯君，我甚至想起了参军前的自己。是部队锤炼了我不屈的性格，是晓阳给予了我无比的包容。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当兵，接受生与死的考验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像晓阳这样睿智豁达的人。

杨伯君平复心情后，诚恳地说：“县长，我错了。”

我看着他，继续问道：“伯君，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？”

杨伯君低下头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我错在没有经受住考验。”

我摇摇头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不全是这样。用美人计考验干部，又有几个干部能经受得住？你只是犯了大多数干部可能都会犯的错误，在我眼里，这个错误不是最关键的。这个问题关键是小婷愿不愿意原谅你，这得靠你自己。我要说的错误，是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竟然不向我汇报！”

杨伯君猛地抽了自己一巴掌，挂在鼻梁上的眼镜都被打了下来，接着又反手给自己一巴掌。我没有阻止他，因为我知道，人走得太顺并非好事，只有发自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才能真正改正。

杨伯君声音带着哭腔说：“县长，我是害怕，没脸向您汇报。”

我说道：“伯君，你是有错，但算计你的人就没错吗？他们就盼着你自我沉沦，以为抓住你的把柄就能控制你、要挟你。伯君，我告诉你，他们针对的不是你，而是县委政府。你不过是个秘书，就算把你收拾了又能怎样？他们是想让县委政府难堪！”

杨伯君点点头，眼神中带着一丝醒悟，说：“县长，我明白，但毕竟我的把柄在人家手里。”

我严肃地说：“把柄？哪有什么把柄！县委、县政府不认为是把柄，它就不是把柄。你又没进派出所，有没有口供，这根本不算把柄。你要记住，你是县委政府派去的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，他们这样算计你，就是在和组织对抗。对于这种猖獗行为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送你八个字：果断打击、坚决消灭，如果再加四个字：绝不留情。”

杨伯君担心地说：“县长，这事闹大了恐怕不好吧。”

我说道：“伯君，叫你来不是让你去复仇，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办。你就安安心心履行工作职责，别背心理包袱，大胆工作，找出问题。本来我打算理清账目、做好分割，清清爽爽交账、明明白白划分，可有些人非得逼我们出重手。”

与此同时，在县一中马立新的办公室里，气氛剑拔弩张。马立新没想到黄老板又敢来找自己索要赔偿，而黄老板也没想到马立新会反过来催要租金。两人面对面站着，怒目而视。两人争执起来，拍桌子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。黄老板涨红着脸，大声说：“马校长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你怎么当上这个一中校长的，心里没数吗？”

如今的马立新底气十足，毫不退让，他挺直腰板，大声回应道：“黄老板，我该感谢谁？我应该感谢县委政府，感谢党和人民！怎么，我还要感谢你们黄家一辈子？”

黄老板伸出一根手指，指着马立新，恶狠狠地说：“马校长，马校长，虽然你是组织选上来的，但没有我大哥，组织凭什么选你？县一中又怎么会成就你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
马立新点点头，冷静地说：“我不否认老黄县长有一定因素，但当这个校长也不全是因为他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如果你认为县一中是你们黄家的，那就发文件把我免了。只要我还是县一中校长，你们就把  20  万租金一分不少地交回来。”

黄老板嘴角上的胡子抽动了两下，冷笑着说：“马校长！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这哪是县一中，分明是东原一中吧？马校长，你的意思是公安机关是你们家开的，想抓谁就抓谁？我还纳闷呢，你把我们家锅碗瓢盆全砸了，我们没法生产经营，还有五六个员工躺在医院，这笔损失你还没赔，你还好意思找我要钱？我告诉你，姓马的，租金一笔勾销，谁也不欠谁。不仅如此，被打伤人员的医药费县一中必须全部承担，被砸的锅碗瓢盆，我们不找学生，就找你们谈，学生一人一块钱，一共3500  块钱，县一中食堂，必须由我们经营，马校长，不是我吹，县一中除了我们，没人敢来。”

马立新已经和田嘉明约好，由田局长亲自带队过来处理此事。有了靠山，他说话声音更大了：“姓黄的，你凭什么说是学生砸了你家食堂？食堂里的东西哪样是你的？你的东西为什么会在县一中？这些问题你回答一下！”

黄老板一拍桌子，恶狠狠地说：“马立新，你别太过分！信不信老子现在拿把菜刀砍了你？”

就在这时，田嘉明、万金勇带着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门后。田嘉明给万金勇使了个眼色，万金勇拍了拍身后的几个同志，又朝马立新招了招手，马立新立刻起身走了出去。

黄老板刚一转身，就看到四五个穿着警服、拿着警棍的公安局彪形大汉站在了自己跟前。他们身材魁梧，眼神犀利，如同几座不可撼动的大山一般。

田嘉明关上门，走到门口，接过马立新递来的烟，看了一眼万金勇说道：“万局长，公安机关是暴力机关，你们要是只把它当普通机关，怎么能管得住人、管得好事？”

十多分钟后，带队的同志打开门说：“局长，谈好了，现在他们承认欠一中二十二万，下午交钱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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