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，过去这一年，作为朔方太守，河套地区最高行政、军事长官的程不识，在将主要的精力，放在河套及周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安排的同时，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，放在了观察、了解治下河套部族的生活方式、社会运转逻辑之上。

    经过长达一年的观察、总结，以及长安天子荣三不五时以书信提点，程不识也已经对游牧之民，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
    了解过后，程不识也愈发觉得游牧之民，是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征服的了。

    ——首先，相较于华夏农耕文明，游牧之民最大的一点不同，无疑便是主要生存手段。

    游牧。

    用长安天子荣的话来说，便是通过周期性的迁移，追逐水草的畜牧。

    与汉家百姓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手段不同的是：游牧之民‘游牧’，是无法固定起生产、生活地点的。

    汉家的农人，多半是田亩在哪里，家也就在附近。

    几百几千户人家的田亩相连，这几百几千户人家，也就会聚居于这片农田附近，形成村落，乃至于乡镇。

    农田带不走，搬不动，所以汉家的农人，多半一辈子都不会搬家，甚至一辈子都不会走出家乡所在的城镇，乃至于乡里。

    生产生活场所长期固定，且是以数十上百年、几代人为单位固定在一处，针对汉家农人的统治、治理，自然是相对轻松一些。

    而游牧之民，以牛羊牧畜，而非田亩作为生产资料。

    田亩搬不走，牛羊牧畜，却是可以，也必须赶着走的。

    一块水草，牛羊啃食十几日，游牧之民便要迁移换一块草场。

    这导致游牧之民的人口流动极为频繁、流动范围极大。

    再加上草原特殊的地理特征，也根本不存在设置关隘，监控、掌握人口流动走向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在汉家，在农耕文明的社会运转逻辑中，人口流动，是社会动乱最根本的源头。

    因为人口流动与否，对于一个县、一个郡而言，治理难度以及治理所需的精力，是差着十万八千里的。

    在人口流动几乎被禁止，且受到严格管控的当今汉室，一个县需要治理的，就是当地户籍的几千、几万户农人。

    不单人口数量稳定不变，甚至就连被统治的人，也几乎是不变的。

   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，一天是本县之民，便一世都是本县之民。

    没有流动人口，没有外来因素对当即社会生产、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。

    对于一个县令而言，唯一需要做好的事，便是将治下，这固定的几千、几万户人家治理好。

    甚至可以根据具体的状况，进行针对性的安排！

    比如：张三种不好地，得隔三差五派个农稼官去指导一下，然后让张三带带左右相邻；

    李四年轻时在街头混过，有个啥事儿需要打听，找李四准能问到蛛丝马迹；

    孙五祖上当过官儿，在官场有点人脉，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他帮忙牵线搭桥，与周边郡县，亦或是上一级属衙往来联络；

    钱六老实本分，儿子也多，有个啥兵役劳役的，从他家征丁准没错。

    在如今汉室健全的户籍制度下，每个县，几乎都能以‘人’为单位，将治下百姓归入档案，构建原始版的‘人才库’，并作出针对性的治理指导意见。

    而且，由于户籍制度完善，人口流动又被严格控制，就使得社会治安状况，也能凭借极小的成本，就维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平。

    杀人放火之类——有外来人就查外来人，没外来者，就查本地那些个地痞流氓，或脾气火爆的人，准没错。

    而且大家伙也都认识，在一乡、一里都生活几十年，甚至好几代人了，彼此是个什么吊样也都门儿清。

    真要惹了事儿，没有官府的传、引，也根本逃不出多远——不是落草为寇，惨死深山老林，就是在逃到隔壁县时被抓获。

    好处数之不尽，弊端约等于零。

    而到了草原，到了游牧之民身上，华夏农耕文明赖以维护社会稳定的人口流动控制，却成了彻头彻尾的空谈。

    汉家，或者说是华夏文化，为什么那么讨厌、鄙视商人？

    因为商人居无定所，动不动就要去天南海北贸易行商，一走就是大半年，甚至好几年。

    什么时候走，他不跟你说，往往是说走就走。

    什么时候回，他也给不出个准确时间，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。

    外出的这大半年，乃至好几年，这厮去了哪儿，干了什么，是否在深山老林杀人越货，亦或是死在了其他杀人越货的商人手中，也根本无从得知。

    说白了：商人在封建社会的原罪，便是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，无法被田地限制与一乡、一县。

    作为无法被控制流动的人口，商人群体，极大的太高了政府的治理成本，耗费了极大了政府经历，又对社会治安、和谐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，同时，却又在自己谋取庞大利益的同时，并没有为国家带来相应的税赋、劳动力贡献。

    一说要征兵，一看商人，出去游商去了。

    一说要征劳修个水渠，也根本找不到了。

    连他去了哪儿、做了什么都控制不了、无从得知，自更别提从他手里收取税赋了。

    而草原游牧之民，对处于封建时期的华夏农耕文明而言，就像是一群数之不尽的商人，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。

    寻常的郡县，千儿八百号人里才会出一个商人、一个不受控制的刺儿头，不安定分子。

    而草原游牧之民，却是成群结对，以部族为单位聚居、生活的刺儿头，不安定分子，占据了整个社会成员结构！

    治理一片完全由游牧之民组成的游牧区，对于汉室官员而言，就等于管理一个没有农民，全是商人的郡、县！

    这有多恐怖、难度有多大，也就是可见一斑的了。

    无法控制人口流动，对于封建政权而言，可谓是祸乱根源。

    因为这个时代，没有监控、没有天眼，甚至都没有像样点的人像留存手段。

    在这个时代发生命案，官府破案的唯一方式，便是猜。

    ——我猜，多半是隔壁那个外来客。

    ——我猜，是村口那个脾气火爆，手里见天儿都挥舞着菜刀的屠夫。

    ——我猜，会是街头那几个好吃懒做，心术不正的地痞无赖。

    通过控制人口流动，来将天下按郡、县分割成无数份，然后根据案件发生的地点，来将嫌疑人范围确定为：案件发生地所在的县，乃至乡、里。

    再从这个范围中，去找有可能犯罪的不安定分子，然后审问也好，拷打也罢，总归是能查清真相。

    因为人口流动被严格把控，所以犯下事儿的人，是跑不掉的。

    又因为知道自己跑不掉，客观条件不允许民众抱有任何侥幸心理，所以大多数人，都会竭力不去犯事儿。

    同样的逻辑，在人口不受控制的草原，却根本行不通。

    跑不掉？

    嘿！

    你当我马白喂这么健硕的？

    我一刀捅下去，人还没断气，我都能策马狂奔跑到百八十里外了！

    等有人发现尸体，我说不定都从河套北上幕南、西至河西，甚至是跑到漠北去了！

    你就查吧。

    一查一个不吱声。

    社会关系，犯案动机，也同样无从查起。

    因为不定居，所以游牧民族的生活，除了部族内部会绑定较强外，部族与部族、不同部族的个体之前，往往都是萍水相逢，而且是游牧途中意外偶遇。

    再加上游牧与农耕的根本逻辑差异，使得游牧民族在一片区域的人口密度，也远低于农耕文明下的农民。

    农民的田亩往往是阡陌连野，彼此相连于平原，故而聚居为乡、里。

    而游牧之民，哪怕是同一个部族，也可能是几百户人家，分散于方圆几十里的辽阔草场。

    一个游牧之民家庭，周围几里地都没有第二户人家，在草原是稀松寻常的事。

    被偶然光顾，期间与人发生争执，甚至出现命案，多半是直到尸体腐烂发臭，引来秃鹫等食腐动物，才会被察觉。

    就像是汉人地界，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，便有可能发生杀人坑尸，毁尸灭迹的命案。

    而草原，就是一片方圆数百上千里，乃至数千上万里的超大型深山老林。

    于是，在华夏农耕文明社会屡试不爽的控制人口流动、降低治理成本，以最小的成本维护社会基本治安的逻辑，在草原上就成为了空谈。

    草原上的人口流动，就像是鸟类翱翔于天空，不受控制，甚至不受监控。

    近乎完全遵循野生动物自然法则的人口流动频率、范围，也是的游牧之民的社会运转逻辑，无限接近最原始的丛林法则。

    和自然界的每一种动物一样——游牧之民之间的关系，往往并不存在恩义、友谊，亦或是仇恨之类。

    我比你强，我就肯定会在饿了的时候吃掉你。

    我比你弱，我就肯定躲着你走。

    强者‘吃’弱者，旁观者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
    目睹弱者被强者‘吃’掉，旁观的弱者也不会兔死狐悲，而是会说：做强者就是好！

    我也要努力成为强者，然后吃其他的弱者！

    所以，华夏人才会说：蛮夷茹毛饮血，率兽食人。

    因为无论是从社会体制、社会运转逻辑，还是文明根基来看，游牧之民，都和豺狼、虎豹在内的野兽，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差异。

    非要说有差异，那也就是长了个人的模样，会说人的语言，会制造工具。

    等于说是人形态的高级野兽。

    而一个高级文明，想要对这样一个极度落后，甚至都没能从野蛮原始人时期完全脱离出来——乃至根本没有脱离出来的低级文明，达成彻彻底底的统治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如果没有长安天子荣的书信不是提点自己，程不识只怕是早就要绝望，然后得出‘蛮夷不可以王道治之’的结论。

    但刘荣的提醒，却是给程不识拨云见雾，指出了一条最简单直接，同时也是最好理解的道路。

    ——农耕之民也好，游牧之民也罢；

    高级文明也好，低级野蛮文明也罢。

    归根结底，都不外乎：生存二字。

    华夏农耕文明下的百姓农户，为了生存而春耕秋种，辛勤劳作。

    匈奴游牧文明下的游牧之民们，也都是为了生存而春出秋归，遍草原的放牧。

    真要说矛盾，别说是‘神秘而又令人无法理解’的游牧之民——便是汉家农耕之民，也是一箩筐，数都数不清。

    但归根结底，无论农耕还是游牧，核心矛盾永远都不外乎生存二字。

    华夏农耕之民，只要吃得饱肚子，只要还有活路，那就能承受骇人听闻的税赋，以及官府的无下限压迫。

    直到活不下去、全然没有活路的那一天，农耕之民才会揭竿而起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。

    放在草原游牧之民身上，逻辑其实也是通的。

    ——如果能轻轻松松保证生存，谁又愿意刀尖舔血，去抢别人家的牛羊？

    所以，在刘荣看来，解决草原问题、解决游牧之民问题，对游牧之民达成根本统治最基本，同时也是最直接的方式，便是围绕生存二字做文章。

    想当年，太祖高皇帝筚路蓝缕，立汉国祚，天下百姓却大半躲进了深山老林，说是逃避战火，实则却是落草为寇，破坏天下治安的同时，让汉家根本收不上来税、赋。

    如此棘手的局面，太祖高皇帝也只是大笔一挥，一手赐民田爵，就让深山老林的隐民们乖乖走出桃花源，种地纳税了。

    对草原、对游牧之民，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
    甭管有多棘手，就一句话：给他们找条活路，指一条只要勤奋，就能大概率饿不死，且并不需要和人拼命的路径。

    生存得到保障，吃得饱肚子了，他们就不会再想着争强斗狠，而是和每一个华夏农耕之民一样，思考着如何攒下一笔钱，给自己的孩子、后代找一条好路。

    从文也好，从武也罢——总归是学得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。

    再不济，就子承父业，继续种地、放牧嘛。

    但也总归是要一代比一代好的。

    只要这套思维逻辑，开始在游牧之民脑海中成为常态，那即便他们身着胡服，也已经是如假包换的诸夏之民了。

    只是对于程不适‘如何解决游牧之民生存问题’的提问，长安天子荣的指导意见，却是让程不识一阵摸不着头脑。

    “篝火晚会······”

    “能有用？”

    “这不是军中提振军心士气的路数吗······”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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