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禅不得不感慨自己的幸运。

    因为先帝遗泽，因为丞相与丞相组织出来的这一班子府僚重臣，在后方夙夜匪懈，为他这位大汉天子居中坐镇，统筹全局。

    才使得他一个身陷“主少国疑”境地的皇位继承者，敢离开皇宫，离开成都、蜀中。

    先是御驾亲征，而后方无叛乱之虞，倾覆之忧。

    后是暂置庙堂机要，深入到国家权力触手的末梢，天下治理的根系所在——县邑乡野，去亲自厘清错综复杂的基层脉络，了解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齿轮在底层究竟如何运作。

    试问，从古至今有几个嗣位之君能有这样的机会？

    怕不是一离开皇宫，就要忧心会不会发生高平陵之变。

    又或是日夜提心吊胆，看自己会不会易溶于水。

    但有丞相坐镇长安，有蒋琬、向宠坐镇成都，有各郡二千石太守坐镇郡县。

    在许许多多骨鲠忠臣的拱卫安定下。

    本困囿于庙堂之高，不通基层政事，注一辈子都难能真正知晓基层民情的嗣位之君。

    得到了极其宝贵的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试着去做几乎唯有开国之君才有机会做的事情——梳理天下脉络。

    赋税如何在闾阎之间收缴？

    律令如何在官员手中执行？

    敦本务实的良吏，如何在乡野间塑造朝廷的威严？

    阳奉阴违的宵小，如何在百姓间播下怨愤的种子？

    没有调查，何来发言权？

    倘若一国之君对国家机器在底层运转的齿轮脉络茫然无知，则所谓高屋建瓴的宏图大略，不过是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罢了。

    而在过去一个多月深入县邑，粗略地梳理了县、乡一级行政的运转机制后。

    刘禅对国家治理的基石及国家行政的本质确也有了较为深刻的体悟。

    行政的表象虽是自上而下地拟定方案、颁布政令、任命官吏、分配任务、统筹资源，而其本质终究还是自下而上所构筑。

    郡县乡里的官员胥吏，对朝廷政令的理解、执行能力与忠诚度；

    底层黎庶对朝廷政令的理解程度、接受程度与配合意愿，及地方资源调配的实际效率与公平性。

    这些来自下层的要素，才是决定中央各种行政决策能否落地生根、帝国机器能否顺畅运行的关键。

    倘若上层决策脱离了郡县实际运作的复杂图景，仅凭抽象的想象或一时的好恶拍脑门决策，其结果往往是政令悬空、南辕北辙。

    轻则导致政策扭曲变形，劳民伤财而收效甚微。

    重则激起民怨，动摇统治根基。

    譬如王安石的青苗法、募役法，譬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，最后不也在执行的过程中扭曲变形，成为新的苛敛之具？

    所以，唯有时刻沉下去，掌握来自于实践与基层的真实反馈，上层的决策才能言之有物、行之有效，才能真正把住国家的脉搏。

    刘禅这一次基层之巡，在众多黎庶连生产工具、口粮、粮种都不能自给的现实条件下，基于二十世纪农会的成功经验，萌生并坚定了建立民屯农庄的想法。

    至于此法是恶政还是善政，就要看大汉的官吏到底能不能将种种制度贯彻落实，以及落实的难度与阻力到底有多大了。

    相府当中，丞相、费祎、董允仍在一卷又一卷地粗略浏览重泉韦氏的经营账目。

    正畅想着四柱记账之治国良法将如何极大幅度提高国家行政、财政效率之际，丞相不知疲倦，略为振奋地再度拿起一卷简牍，却见原来是左冯翊郭攸之上奏天子的奏疏。

    丞相一边从右往左慢慢把简牍摊开，目光在简牍上上下挪移。

    大致是钱粮核计、秋收急务、农庄屯民安置之事，应该是天子到达临晋后特意吩咐郭攸之的任务了，不然这些庶务，郭攸之一郡太守，是不必向天子呈报的。

    然而还不待简牍彻底摊开，丞相思索之时，目光瞬间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一抹亮红吸引。

    是陛下对郭攸之呈文的批复。

    批复内容简洁明了，观点鲜明，明确表达了天子对郭攸之所上诸事的处置意见，赞同与否，若否，天子又具体做何指示。

    费祎刚刚凑到丞相身后，想看这一卷简牍上写的又是什么。

    然而本该在简牍上自右往左挪移的目光，几乎瞬间就被亮红色的天子批复吸引住。

    待看完批复，大致了解了这卷简牍的内容后，费祎才像带着答案去阅读题目一般，从头开始迅速阅览郭攸之所呈文书。

    丞相将这件简牍递给了费祎，自己又从几案上捡起一份，这一次直接将之全部铺开，同样迅速找到了天子以朱砂书写的批复。

    费祎、董允两人同样发现了文书上的朱色墨迹，一时也如丞相般，一卷又一卷翻阅起天子在简牍上给郭攸之批复。

    然而没多久，又有了新的发现。

    左冯翊诸县县令、县长，及冯翊郡吏呈递给郭攸之的文书当中，出现了郭攸之的蓝批。

    见此情状，丞相及费祎、董允等人赫然已经明白，天子将这些简牍带回来到底是何用意了。

    郭攸之以墨字呈文书给天子，天子以朱笔批复。

    诸县令长以墨字呈文书给太守郭攸之，郭攸之以蓝笔批复。

    与先前的三柱记账法简单地增加一项，变成四柱记账法，却能大幅提高国家行政、财政效率一般。

    以朱批、蓝批代替原来的墨批之举，同样是不甚起眼的变革，却同样能大大提高朝廷的行政效率。

    因为这一抹红蓝之色太亮眼了。

    有极少部分人或能一目十行，并迅速从一篇奏疏中找到重点。但对于绝大多数官吏来说，朱批、蓝批，一定会大大降低他们的工作量，增加他们的行政效率。

    刘禅拿起一卷简牍，道：

    “朕先前需处置的文书不多。

    “然东巡月余，遍历诸县，日核民籍、田亩、账册、案卷，兼览太守批县令之文、县令核属吏之牍，日积数百卷。

    “然诸文书皆以墨书往复，奏陈与批答混同一色。

    “且官员为省竹简之费，奏陈与批答之间，几无留隙。

    “致朕览阅之时，重点难辨，劳神耗目。

    “文书批复之要，在于朕与丞相向诸朝廷大员，诸朝廷大员向刺史太守，诸太守刺史向州郡县吏明示旨意以导行政。

    “今墨色淆乱，字迹密麻。

    “纵朕夙夜勤读，犹觉审阅维难，裁断更难。

    “何况于依据朝廷、上官批复，而后具体行政的一层层下官下吏？

    “朕以为，墨入墨出之法，实滞碍政令推行之大弊。

    “是故一月以来一直想，是否可设法，使呈文与批复有所区分。

    “最后决定，朕与丞相往后批复百官所呈文书，皆以朱批。

    “既使朝廷之批与百官之批，形式有所分，轻重有所异，亦彰朝廷威重。

    “凡朕与丞相朱批所至，朝廷州郡、百官万吏须即刻奉行，稽迟者以违制论。

    “自丞相以下至二千石太守，批复属官、属吏所呈文书，皆以蓝批。

    “既别于朝廷，又显大臣之权。

    “凡蓝批所至，州、郡、县亦须即刻奉行，较朱批稍后。

    “至于军中，亦当行此朱、蓝批阅之法。

    “此外，朱、蓝之墨，须朝廷尚方监专制，掺以密料防止作伪。

    “以此，当能大减下官下吏篡改、僭拟朝廷、上官文书舞蔽之象。

    “如是，则上下行文泾渭可辨，政令审阅、裁断、行施，亦可如臂使指矣。

    “非止如此。

    “朕以为墨入朱出，同样可以适用于四柱清账之法。

    “入账以墨笔记之，出账以赤笔记之。

    “亦可以大增效率。”

    刘禅此番东巡，之所以能发现造纸之术、四柱记账之法，不是纯粹的巧合，而是他在巡行诸县乡里，接见官员胥吏、豪强大宗时，本就带了强烈的目的性：

    ——基于他考察到的诸般民生问题、行政问题，想到的解决办法，大汉官吏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，都明显不足以支撑朝廷施政，他必须寻求解决办法。

    而吏员的数量、质量，在短时间内都难以增加。

    那么最切实有效的办法，就是加速官吏的行政效率。

    既然想到了行政效率需要提升，刘禅自然而然便想到了一些真正能够流传一两千年的“百世之法”。

    譬如公文行文的特定制式。

    譬如墨入朱出、墨入蓝出的公文批复标准，红顶文件的官方权威。

    譬如一直到现代还在使用的会计衡等式。

    这几样东西，大多都是西魏时期的苏绰为宇文泰献上的大幅提高行政效率改革，一直沿用到了后世，甚至到现代都还在用，确是有其高明之处的。

    而据刘禅所知，经过苏绰的一番改革后，西魏朝廷的行政效率可以说有了质的飞跃。

    当时西魏财政事务繁杂，所有文件加起来达五六十万纸。苏绰改革之后，大行台的月用纸张减少了一半有余，百官万吏的工作量明显减少，效率大见提高。

    相府正堂，烛火忽明忽灭。

    霍弋与诸葛乔二人又持剪刀去剪了一次烛花。

    丞相及费祎、董允等重臣，则在灯火的映照下看着手中简牍，对于天子这一月东巡，竟能寻到、想到如此之多周详又务实的治国之法，着实惊讶感慨，以至于不知当再夸陛下一些什么了。

    费祎与董允更是相觑：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居中持重太久，以至于有些眼高而手低了？

    不然的话，何以他们这么多年来没能做成什么大事，而陛下这一趟东巡归来，竟能有如此多、如此重大的收获？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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