墨家的‘感染力’，或者说是超强的组织行动能力，刘荣早有耳闻。

    不单是从臣下口中、史书的字里行间窥见，就连先帝老爷子，也曾在刘荣表露出‘试用墨家’的时候，颇有些严肃的提醒过刘荣：不要玩儿火。

    当时刘荣还颇有些不以为意。

    ——怎么就玩儿火了？

    墨家又不是什么邪教，又不是没有存在过；

    在战国时期，能和‘不以物累’的杨朱半分天下思想学术界，能成为天下过半国家的执政学派，刘荣怎么就不能用了？

    能存在于战国时期，能在战国时期成为诸侯国执政学派的墨家，怎么就不能成为如今汉室的‘显学’之一了？

    但当真正尝试过之后，刘荣才终于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：先帝老爷子说的没错。

    墨家的组织行动能力，以及这个特殊能力对封建王朝带来的冲击，是极为猛烈的。

    因为按照墨家的学术思想纲领，以及墨家所在的区域，自然而然形成的‘墨社’，还有墨者们所迅速打造的特殊民风，几乎是取代了封建王朝对继承的统治！

    试想一下。

    如果那个‘出问题’的县，并不是刘荣任命了一个墨家县令，并允许墨家肆意施展才华，而是仅仅只允许墨家活动，却又另外一位寻常的县令，会是什么场景？

    恐怕县令的一切政令，包括但不限于农业、民生、吏治等方面的命令，都无法得到当地百姓民的全然遵从。

    反倒是墨者为首的‘墨社’力量，会将原本各自独立的底层民众整合到一起，形成一个极为危险的民间组织。

    这个民间组织，像是后世的街道管理会，也像是换一个画风的基层领导机构。

   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：封建王朝本身是有基层政府机构，对基层是有统治手段的！

    但墨家墨者、墨社的存在，却分明是在抢夺封建王朝对基层、对底层民众的统治权！

    虽然墨者、墨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‘统治基层’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：墨社的存在，使得封建王朝——使得汉家对基层的统治失去意义和必要。

    在一个有墨社存在的乡，乡三老，以及啬夫等基层官吏、基层机构，是没必要存在的。

    因为出了什么事，墨社就能出面解决，就连百姓民的农税、口赋，墨社都能组织当地百姓主动交上去。

    在一颗墨家影响力强大、‘墨风’浓厚的县，甚至连县令和县衙，都是没必要存在的！

    因为墨家除了有组织行动能力，甚至还有自己的一套内部法律！

    哪怕这套法律只针对墨家内部的墨者群体，墨家也完全可以将这份对律法、对‘规矩’的执着和坚守，以《汉律》的形式用到底层民众身上，从而取代汉家现有的司法、执法机构。

    而这样的墨家，在战国时期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，本质上并不是统一的封建政权。

    非但不是中央集权的政权，甚至都没有‘中央集权’这个概念！

    在那个时代，诸侯国们除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，还有许多地位不比国君低多少，亦或是与国君平起平坐，乃至于地位高于国君的‘类统治者’存在。

    比如：楚虽三户的‘三户’，指的便是实际掌控楚国的屈、景、昭三家，而非作为楚国王族的芈姓熊氏。

    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，各国之间纷争不休，几乎每一个国家，都把绝大多数经历放在了攻伐、战阵之上。

    ——得多征点兵！

    ——得多备点军粮！

    ——其他的事都靠边站，先把仗打好！

    ——什么墨家不墨家，什么基层不基层的，先保住国土、保住国家再说！

    如此背景下，能为各国节省大量行政成本，甚至节省下官员俸禄——几乎不需要各国统治者费吹灰之力，就能维持国家运转的墨家模式，自然就有了几位广阔的市场。

    其内在逻辑也很好理解。

    墨家也好，儒家也罢，对于当时的各国而言，不过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，甚至是基本运转的手段。

    其中，儒家与乡绅豪强联系过于紧密，一旦用久了，就会养出几个怪物级别的世家门阀——就像是楚国的那‘三户’一样。

    而法家又过于严格，虽然效率非常高，但很容易引发民众的不满，哪怕不激起民变，也有极大概率导致社会不稳定。

    战争当前，大争之世、大乱之世，各国想要的内部环境，几乎都是：以最小的代价，花费最小的成本，最大可能维持社会稳定。

    于是，墨家便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。

    ——墨家官员既不会贪污腐败，也不会与地方豪强狼狈为奸，尾大不掉；

    几乎所有的问题，都能得到墨家官员的积极解决——解不解决得了另说，起码人家愿意去解决。

    对于底层民众，或者说是与底层民众‘和平共处’这一块儿，墨家更是有着无与伦比，其余诸子百家无法比拟的优势。

    墨家官员非但不会让上级、让朝堂操心，甚至都可能不需要发放俸禄！

    再加上当时，儒、法都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，证明自己可以作为执政学派而存在，天下显学只有杨朱河墨家，供各国统治者选择的选项就这么两个；

    统治者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又看看那刺眼的‘杨朱唯我，不以物累’八个大字，便只能默默选择人畜无害的墨家。

    因为当时，各国的重点都在对外军事扩张，或抵御外敌入侵、遏制邻国扩张。

    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搞唯我、搞不以物累的精致利己主义？

    打仗谁去打？

    总不能是国君及统治阶级吧？

    税赋说来交？

    不可能只指望王公贵族吧？

    —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各国都需要底层民众无私奉献，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！

    自然而然，杨朱被绝大多数掌权者pass掉，自然就只剩下另外一个选择，墨家了。

    至于各国统治者的心理活动，其实也不难猜。

    ——如果我选杨朱，那底层民众一口一个‘杨朱唯我，不以物累’，那我连军队都征召不到，连税赋都收不上来！

    一旦哪个邻居盯上我这块肥肉，一场仗没打好，那我可就亡国了！

    要知道周天子分封的天下各诸侯国，在西周时期高达八百个国家，到了战国初期，可就剩下二十七个了！

    这二十七个里头，除了秦、楚、燕、赵、魏、韩、齐等大国，剩下的可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！

    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
    选墨家吧。

    什么基层不基层，统治不统治的，先保住国家要紧。

    民众、吏治之类的，就甩给墨家头疼去吧。

    把所有的精力和资源，都集中起来，用在对外军事扩张/抵御外敌入侵之上！

    至于其他的，等国家保住了，没有被其他国家吞并，而是吞并了其他国家，得以壮大后，再去考虑要不要解决。

    其实，也不是非解决不可的。

    ——墨家也没什么不好的嘛~

    一群打了鸡血的理想主义者，义务劳动式的帮忙统治国家，既不伸手要高官厚禄，也不在私底下蝇营狗苟，贪污腐败；

    很好嘛！

    什么？

    你说这会动摇我的统治根基？

    哎哟，你可别跟我说这么深奥的问题。

    我可是肉食者。

    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的嘛……

    大多数小国，都选择了成本更低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，且能最大限度调动民众‘奉献精神’的墨家，来作为本国的执政学派。

    反倒是那些大国、强国，走向了另外一个低端，选择了杨朱唯我之道。

    原因也很简单：对于这些大国、强国而言，重要的不是底层民众的奉献精神，而是对外扩张时的‘师出有名’。

    如果选了墨家，那这些大国、强国对外扩张，就有违‘兼爱非攻’，乃是不义之战；

    反之，选了杨朱，那就简单多了——杨朱唯我，不以物累！

    我只管我自己舒服，哪管你死活？

    别跟我说什么仁不仁义、道不道德的，我读《杨朱》的！

    按俺们杨朱之士的价值观，你的能力不足以支撑你活着，那我弄死你，就是在帮你！

    你非但不应该怪我，反而还应该感谢我给了你一个痛快！

    于是，天下学术思想界，半杨半墨，非归杨，即归墨。

    而到了如今汉室，情况却不同了。

    ——作为华夏历史上，第二个统一的封建王朝，以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长治久安，长久延续的统一政权，汉室所需要考量的问题，和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全然不同。

    战国初期，各国可以说‘先把精力放在对外战争上，内部势力先丢给墨家去管，用他们最省钱’，但作为统一政权的汉家却不能这么想。

    因为统一政权的根基，在于大一统、在于中央集权。

    华夏文明从分裂、从封建制度，走向统一、走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，是在不断提高对地方的统治力度，提高对地方的掌控力度的。

    对于统一政权而言，每一个加速中央集权进程、每一个提高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度的方式，都是值得考虑的；

    反之，每一个破坏中央集权、降低中央对地方掌控力度的方案，都应该被毫不迟疑的驳斥并取缔。

    战国各诸侯小家子气，可以念在墨家‘省心省钱’的份上暂且用着；

    但汉家不行。

    汉家绝对不能因为墨家官员清廉、能干、积极性高，能让上级、让中央朝堂省心，就对墨家放任不管。

    ——统一政权的最终目标是中央集权，而不是省心！

    真要图省心，还玩儿什么中央集权？

    直接搞民煮表决制，做个垂拱而治的圣天子好了！

    玩儿中央集权，本身就表示‘我愿意不省心，我愿意劳心劳力’的态度，再为了省心而去用墨家，无疑是有些本末倒置的了。

    至于先帝老爷子，在刘荣表示想要试一试墨家时，提醒刘荣‘不要玩儿火’，其实也不难理解。

    天无二日，地无二主。

    墨家特殊的政治理念施展方式，本质上，就是在润物细无声间，抢夺基层行政权，甚至是统治权。

    虽说封建时代皇权不下乡，但众所周知：一个文明、一个政权的组成，必然是有一个个独立的小家庭，一个个农户所组成。

    军队由一个个农民子弟兵组成，财政收入也是由一笔笔农民上缴的农税、口赋，才得以聚少成多。

    对于基层，封建时代可以‘皇权不下乡’，但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去占据这个空缺。

    封建王朝不管基层，只是没有那么多的经历、那么大的能力去管，而非不愿意管、不稀罕管。

    而墨家践行圣道的方式，就等于说是：基层你不管，那我就替你管。

    管成什么样你别管，反正出不了岔子，而且肯定比其他人管得好。

    但墨家不会说，甚至未必意识得到的是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墨家这种特殊的理念践行方式，便会向流感病毒一样，极为迅速、猛烈的广泛传播。

    就像刘荣做的这个实验。

    一开始，是一个县令，三五墨者，就让一整个县‘墨化’‘黑化’；

    刘荣刚有弥补动作，将县令调去郡衙，结果非但没能让官僚系统同化这个县令，甚至反而让整个郡守府，显露出了整体‘墨化’的趋势。

    最终，刘荣以强硬的手腕，结束了这个实验。

    因为刘荣很清楚：如果自己再不插手，那肉眼可见的将来，这个郡的郡守府，以及郡守府下辖的一郡十数县，也都会被‘墨化’。

    然后呢？

    以一郡为中心，朝四面八方扩散，迅速席卷周边地区。

    到了那个时候，刘荣需要考虑的，就不是这几个‘墨化’的郡、县该怎么处理的问题，而是怎么组织墨家出生的官员，出任朝中三公九卿的问题了。

    最要命的是：在基层，墨家提倡，并且有能力达成一种类‘无政府’的地方运转模式。

    而当这个模式，从一乡、一县，逐渐扩散到一郡、一国，乃至全天下的时候，情况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了。

    ——难道还真要在这两千多年前的古华夏，玩儿无政府体制？

    那刘荣该如何自出？

    成为旧时代的余孽，被历史的滚滚车轮所碾碎？

    还是苟延残喘，回未央宫参观一下自己家，都还要买门票才能进？

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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